首先要做的，就是讓他們慢慢融入到現代社會的生活中去，至於他們在當地的特權，自然保留，以防止他們有燥進的行動發生，這裡可是宋朝經濟的命脈，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有可能造成宋朝的經濟停滯甚至是後退，所以相比起改革，穩定才是最為重要的。
然後便是分化他們，畢竟這些地區的土司與西南地區的土司有著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他們的土地和旗下的人民數量，相比起西南地區來說，要少得多，西南地區的土司們，大的手底下甚至有十幾萬的部眾，而小也也有上千人，而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土司們，手底下的人大概就是幾千人而已，最大的也不過上萬人。
這跟他們生活的環境有關，這些地區從晉朝南遷以後，就慢慢開始被漢人佔據，越人也早已經比漢人的文化所同化，雙方通婚頻繁，真正的少數族裔人口是很少的，二來無論是在傳統上，還是在文化上，他們所保留的本土文化都比較少，若是不告訴你，你恐怕會直接認為他們是漢人也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只是在工業革命之後，他們所生活的地方靠著發達地區，因此即便只是販賣土地，也積累了巨大的財富，而這些土司們也相當有經濟頭腦，將販賣土地得到的錢投入進工業的生產中和銀行業裡，從而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因此在成為了朝廷的威脅，在此之前，他們是長期沒有什麼存在感的。
而對付他們，自然也不需要像西南地區的土司們，那麼果決，這些地區的土司，大多數都是比較溫順的，畢竟他們已經習慣了朝廷的統治，許多地方雖然有自治的權利，但也早已經名存實亡，在唐朝的時候，這些地方的土司就已經幾乎被朝廷所控制，當地的官員也幾乎由朝廷選派，等到宋朝的時候，就更是如此，因此在對付他們的時候，往往都是採取溫和的態度來對待這些土司們。
只要他們沒有反抗的意思，朝廷也樂得供著他們，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錢，而能得到的，則是這一片地區的永久和平，這顯然是一筆划算的買賣，起碼對於這些發達地區來說，穩定比什麼都重要，更何況這些土司也都很聰明，他們一般不會跟朝廷作對，所以朝廷也不會主動招惹他們，再加上他們在文化上已經與宋朝的主流文化十分貼近，周圍的漢人也早已經不把他們當做異族來看，因此，對於這些土司和自治的州府，朝廷採取的態度就是幫扶然後親和他們，不進行大規模的變動，以保證該地區的穩定和平。
宋朝的這整套改土歸流政策，可謂在歷史上都具有重大的貢獻，明清兩朝的改土歸流政策，使得雲南，貴州，廣西等地永久進入了中國的版圖，即便後來中國軍閥四起，民不聊生，也始終沒有分裂的危險，因為當地掌權的始終是漢人，而當地的少數族裔，在數百年的教育之下，都已經把自己當成了中國人，因此即便境外勢力無論怎麼鼓吹，始終沒有獨立的風險，這一點就與其他聚居區完全不同。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改土歸流完成的並不徹底，就像西藏，清朝的時候雖然派駐的駐藏大臣，但其職能僅僅獻於伊利而已，拉薩是那些和尚們的，而廣大的農村則是貴族們，清朝政府並不能對當地的民眾進行有效的管理，在很多時候其實只是作為一個裁判而已，而改土歸流在西藏也進行的十分不徹底，所以當軍閥四起，民不聊生的時候，外國勢力從印度進入之後，立刻發生了十分不妙的變化。
這其中就能看出改土歸流政策，到底對於中國來說有多麼的重要，他讓一個地區的人民開始有了國族認同，同時也增加了中央對於地方的控制，一來可以增加財政收入，二來則是讓朝廷可以藉著這些地方去影響更加遙遠的地方，從這一點看，改土歸流，絕對是有著重大歷史意義的。
而如今徐清也參照這一點開始做，其最終的目的，就是將整個本土全部納入進宋朝的核心統治之內，以保證朝廷可以對這些地方進行直接管轄，增強朝廷在地方上的力量，這一點，對於建立集權高效政府，有著很重要的標誌意義。
歐洲的工業革命，往往伴隨著建立起一個更加高效的中央政府，無論是英國還是法國都是如此，因為要想建立起一個工業國家，國家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若是國家分裂，每一塊土地都有著自己的法律和法規，那麼對於工業的發展，商業的繁榮是有著很大阻礙的，而當時的歐洲，幾乎每一個領主都會在自己的領地上設立關卡，然後抽取過路費，尤其是對於商隊，收取高額的稅收，從而賺取利潤，而這樣一來，一件產品往往在運輸的過程中，就會上繳無數的稅，最後等產品運輸到目的地的時候，往往產品的價格就會十分的高昂，而如此高昂的產品，自然會降低人們的購物慾望。
這在古代社會自然無所謂，因為古代社會，生產力低下，那些商人們運送的物品，本來就不是給平頭老百姓消費的，而是給貴族們消費的，所以即便價格昂貴，但對於貴族們來說，一件衣服是一百塊錢還是一千塊錢，又有什麼區別呢，所以在那個時候，關卡並沒有人管。
可到了現代社會之後，工業革命導致整個社會的財富開始爆炸般的瘋狂增長，原本貿易只是用來服務貴族的，而漸漸的貿易開始波及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這樣一來，若是再抽取高稅，產品自然賣不出去，許多工廠就只能滯銷，所以為了提高產品的銷量，許多資本家開始推動國家進行整合，而國王成為了他們的合作物件，幫助國王，將國家統合為一個整體，一個巨大的市場，在這個市場內，沒有任何的過路稅，也就是所謂的關稅，從而提高產品的銷路，降低產品的價格，從而使得一些東西，真正從貴族們專用，變成平民們也可以買得起的東西。
商業的發展，工業的進步需要國家去進行整合，可以說這是自下而上的推動力，而中國自古以來，便是自上而下的進行改革較為多一些，即便是農民起義，推翻了一個王朝，但完成自身改革的時候，也是自上而下來得多，但無論是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推動整個國家一體化，取消關稅壁壘，從而讓全國的商品價格大幅度下降，都可以有效的促進全國經濟的發展。
當然最重要的還不是關稅的問題，在宋朝的土地上，這個問題並不嚴重，在歐洲因為封建制度的原因，所以相對來說會比較嚴重一些，徐清之所以如此迫切的想要解決這個問題，最重要的還是強盜，匪患的解決才是重中之重。
中國一直到新中國建立的時候，全國上下都到處是強盜和歹徒，他們往往佔據著交通要道，沿途打劫路人，商人，甚至是軍隊，他們都敢直接上去打劫，有的是敲詐勒索，還有的則是直接開戰，然後搶奪物資，這都是真實存在的事情，而他們的存在，嚴重威脅到了宋朝商品市場經濟的發展，所以徐清必須要著手處理他們。
而在這些強盜之中，土司們手中的部隊無疑是十分需要注意的一支，因為相比起漢人的逐漸富裕，這些沒有什麼知識水平，又不願意與外界接觸的土司部族們，往往就會更加熱衷與透過搶劫來完成自身的富裕，因此將他們納入進宋朝的文化體系和制度體系中，從而讓他們能夠透過努力工作來賺錢，而不是透過搶劫來賺錢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這也是徐清改土歸流最主要的目的。
將這些生活貧困的部落民們從殘暴統治的土司們手中解放出來，然後對他們進行再教育，讓他們知道這個世界到底在發生什麼變化，如此一來，這些匪患自然就從這些地方慢慢開始消失，而剩下的一些，則最多是一些小團體了，針對這些小團體，就是嚴打，這也是前幾年就開始的掃黑除惡會嚴厲執行的原因。
總體來言，都是為了維持社會穩定，以保證經濟繁榮發展而做出的決定，當然，這其中也有生命安全的考慮，不然任何一個人想要出去旅遊，都要擔心自己會不會被歹徒抓住，然後敲詐勒索，甚至連性命都丟掉，那對於全國人口的流通，自然不是一件好事。
對於一個農業國家來說，人口流通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農業社會，農民最重要，生產糧食最重要，所以農業國家，往往需要把人民禁錮在一片地方，讓他不要出來，就在那裡種地，從而收穫糧食，所以對於農業國家來說，人民的移動是很少的，在古代的中國，大概只有知識分子，商人和軍人可以自由的移動，而其他人大多數都只是在自己生活的鄉村移動，甚至連周圍的城市都沒有去過，便度過了自己的一生。
這種情況可以說是比比皆是，畢竟作為農業國家，土地是唯一的生產工具，因此就必須要把人綁在土地上面，以此來為王朝提供足夠的資產，而到了工業社會則完全不同，工廠往往會建在一些交通樞紐上，因此工廠必然是密集分佈在一個地方的。
因為工廠往往講究時效性，若是能靠近交通樞紐，那麼生產出來的產品就能立刻透過這些交通節點，賣到全世界各地去，還有就是原產地附近，這些都容易聚集大量的企業和工廠，而這些大工廠就需要大量的工人進入其中來創造出財富，因此人口流動就變得十分重要了，如果人們還是依舊依附在土地上，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土地，來到城市裡，那麼整個社會的經濟就會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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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將人們送到城市裡，就是朝廷需要做的事情，而土司制度和匪患，則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導致許多內地的百姓不願意來到沿海地區來打工，他們怕在路上就被那些可怕的組織和匪徒所打劫，以導致自己辛苦賺取一年的費用就這麼煙消雲散了。
而這對於工業化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對於解決地區性的貧富差距也很不利，工業化需要大量的人口聚集，如今宋朝五個人口超過五百萬的城市，幾乎全部都匯聚在沿海地區，而在內地，大量的城市人口在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之間徘徊，而他們周圍的農村和小城市，則匯聚了上千萬的人口，這顯然是工業社會所不喜歡的。
而他們之所以不願意前往大城市，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便是通往大城市的道路上，有許多匪患，這些盜匪盤踞山林，透過勒索來獲得收入，要想讓這些小城市和鄉村的人口往大城市移動，就需要解決掉這些威脅，而土司制度改革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步。
相比起其他的匪患，土司手底下的部隊要更加精銳，同時他們也有著自己的組織，十分嚴密，而土司自己也有著官府的封號和頭銜，因此他們的存在往往更加名正言順，在當地的勢力極大，往往便是當地的衙門都不敢跨區去管他們，這就是最大的問題，也是朝廷必須著手的，這些人手上的人，都是受過軍事化訓練的，雖然與正規部隊不能相比，但若是當了匪徒，那戰鬥力絕對是比一般人厲害的多，同時他們在城市裡也有自己的人，因此那些大商隊的移動，某一個村子人口的移動，他們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便可以在這些人既定的路線上，伏擊，從而獲得整個商隊或者是一個村子辛苦一年得到的錢財，這些都讓周圍的人不敢繼續前往城市，這顯然是一個不好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