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小孫和小方抱著孩子都回來了，全連大悅，家家前來看望、幫忙。
方立強可以安心上班了，孫玉勤在家照顧兩個孩子。可小方一人的工資養活不了全家，18個月後，小孫又抱著老三返城，然後到建築工地上班。這之後，他們一家開始了真正的兩地生活，小方和小孫只有每年各享受一次探親假，一般是夏天小孫抱著老三到農場，過年時小方抱著老二往哈爾濱趕。
方娓兩歲那年，聽說要回哈爾濱看媽媽，她高興得又蹦又跳。等爺倆坐著晚點的火車從七臺河趕到哈爾濱時，正是除夕半夜，候車廳外一片鞭炮聲，家家開始吃團圓餃子了。可公交車已停，那時又沒有計程車，他們只好在車站等天亮。小方怕熟睡的孩子凍著，把她包好放在暖氣上。怕孩子掉下來，他就在暖氣邊上站了一宿。那一夜，冷清清的候車大廳裡，只有他們父女和幾個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第二天，當孫玉勤看著滿身霜雪的小方父女走進家門，她抱著一身屎尿的孩子又是一陣大哭。她邊哭邊說：“再也不能這樣了，一家人就是死也要死到一起！”
春節後剛一上班，孫玉勤抱著兩個孩子開始到勞動局上訪，要求把丈夫方玉強從農場調回。因為小方是外地知青，調到哈爾濱的難度相當大。小孫鍥而不捨，不知跑了多少次，不知流了多少淚，方娓終於在長到5歲時，和父親一起回到了哈爾濱。方立強被安置到了市住宅四公司當上了技術工人，幹過電焊、水暖，打過白鐵，可惜只幹了兩年，企業就放長假了，一直到現在。放假後，一分錢的工資都不開，全家擠在岳父家小院接出的10多平米的小房裡，度日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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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家餬口的重擔都壓在了孫玉勤的肩上。她調到了工資比基建高一點的搪瓷二廠工作，先當工人，後來又舍家撇業地去跑銷售，只為能多掙點兒補貼費，能讓孩子們吃飽飯。她一跑就是10年，夜間行車從來沒坐過臥鋪，每天的伙食就是幾個燒餅，再買點大醬和幾棵大蔥。這時老方〔歲月的淪桑使他真的老了）成了家庭“婦男”，精打細算地照顧著個孩子的生活，有時每天只能做一頓飯，經常捱餓的是他自己。孩子們最盼的是出差的媽媽回來，她總會給他們帶回點兒好吃的，哪怕只是幾塊糖。每回媽媽一進屋，個孩子就像小狼似的撲上去，幾乎能把她撲倒。後來個孩子一起上學了，日子就更艱難了。孩子所穿的衣服都是她親手做的，有時到街頭的攤上剪一個樣子，然後回到家照著做件，好在小時候他們衣服的大小都差不多。在外出的漫漫長夜裡，她都在燈下給孩子織毛衣毛褲，選最鮮豔的顏色，然後從小店買來動物圖案再繡上。無論多困難，她都讓自己孩子的穿戴不比別的孩子差。
看到別的孩子上學都帶罐裝的飲料，她也給他們買，可孩子們背在書包裡從來不喝。學校開運動會，孩子帶的吃的都是自己家做的。
最艱難的是為孩子們湊學費。方嘉上中學第一年的1000元學費，開學10多天才交上，都是從親戚家借的，年後才還上，是孫玉勤和老方賣饅頭掙的。那時，每天上班前，他們從饅頭鋪上兩筐饅頭站在道外區黎華街口叫賣，早晨、中午和傍晚賣次，五冬六夏，一天不落。在大雪紛飛的日子，兩個滿身霜雪、口噴熱氣的老知青，矗立街頭，招呼生意，成了這條街上最感人的雕像。
屋漏又遭風雨。孫玉勤1998年也下崗了，已經流乾眼淚的她和丈夫又殺出了一條生路。有1999年7月日的《黑龍江日報》的訊息為證，那訊息說：“49歲的孫玉勤1968年下鄉到北興農場，返城後，先後在兩個單位謀生。在道外區的改造中，她所在的搪瓷廠放長假，愛人的單位效益不好，也放長假，一胞三胎的孩子還在唸書。今年初，她決心不依靠特困費維持生計，和丈夫一起到上海、寧波等地考察水磨年糕專案。又以自己的房產作抵押，貸款萬，辦起雲天食品廠……”訊息沒有更多的篇幅敘述他們創業的艱難。
我後來知道，年糕儘管是南方人喜愛的食品，可北方人並不接受。當年老方和妻子一人騎一輛破腳踏車挨家飯店跑，介紹如何用年糕熘炒煎炸，又如何涮燒上湯，又讓他們免費食用，先試用，不好不要錢。他們風雪無阻，記不清跑了哈爾濱多少大大小小的飯店和超市。隨著業務的擴大，他們又開著摩托車到處送貨，有幾次翻車，人貨都被扣到道邊。他們爬起來，拍掉身上的灰塵，揩掉手上的血跡，不敢有些許的停留，因為使用者還在等著他們。
在道外（原太平）區水源路上，我找到了雲天食品廠。已經當了老闆的孫玉勤和方立強，還是一身工人的打扮，身上還沾著米粉。這家安置了10多個下崗工人、日產千斤年糕的廠子，再不用摩托車送貨了，我看到了停在院裡的哈飛牌貨車。我還看見一臺新買的轎車，孫玉勤說：“那是我給方磊買的，他在東北農大本碩連讀畢業後考上了公務員，在質檢部門工作，已結婚成家。我們先為他置辦了房子，為了他工作和生活的方便，又為他買了這口牛0
我又問到了兩個女兒，老方拿出照片，給我指點，方婷已經在上海結婚，丈夫是英國留學的香港人，在一家房地產公司當策劃師。方娓也在上海，當瑜伽功教師，也有男朋友了。我發現，個孩子繼承了父母的優點，都是一表人才，男孩英俊，女孩特別漂亮。
可嗟蛇歲月像把無情的劍，削去了兩位老知青的青春和美麗。孫玉勤目光黯淡，已無昔日的神采，她說，都是當年為這個孩子哭的。玉勤說：“生活不相信眼淚，但也不能沒有眼淚。但眼淚只能讓生活豐富，不能讓生活幸福。要幸福只能靠自己這雙手，一雙手什麼困難都能克服，什麼奇蹟都能創造。”
我說：“孫廠長成了哲學家了。”
她笑著說：“都是在苦難中琢磨出來的。”
老方不像孫玉勤那樣樂觀，他有些憂心忡忡的樣子。他說：“我們年紀大了，有點兒幹不動了，可孩子們誰也不想接班。其實東北大米特別好，不僅可做年糕，還可加工米線、米粉等等，有很大的市場需求。”
我說：“你不必急，我給你們寫篇文章一登，想投資和合股的人就來了。”看來，“玉強牌”的故事還沒有完。那麼，就且聽下回分解吧！
47^高山大海在上海華東師大當教授的劉琪先生是位有感情的人，說起當年一起在呼瑪縣插隊的戰友，他都顯示出一種親情，再說起犧牲在那片大山裡的戰友，他又流露出悲慼之容。他說，我們早就回來了，他們還長眠在大山裡，墳頭已被荒草掩沒了。他們太孤獨了，靈魂總在寂寞中。
我想，死亡本不屬於青春，可他們在如花的季節死去了，或為崇高的理想獻身，或夭折在意外的事故中，或被命運逼下了懸崖……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發生了許多不該發生的悲劇。現在重提那些讓人傷心的往事，是為了某種紀念，這種紀念的意義是不再發生。在以人為本的時代，我們才明白，人是第一寶貴的，保護青春就是保護最重要的國家財產，就是保護神聖的社會財富。因此我還是記錄下了劉琪告訴我的關於死亡的故事，儘管在前面的故事中，我已講過幾例。
劉琪說，在我8年的插隊生活中，兩個朋友在死神面前那種從容不迫的神態，在我心中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他回憶：1971年底，在金山大隊插隊的許元的死讓知青們開始意識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寶貴。許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小五子的父親原是山西五臺山的小石匠，15歲時和二哥一起給地主幹活時，一隊紅軍路過他們村。宣傳員們說，日本鬼子佔領了東北，窮苦的弟兄們，趕快參加紅軍吧！紅軍是要打日本鬼子的，趕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們大家就有田耕，有飯吃。於是他們便扔下手裡的工具，隨著村裡的幾個青年加入了紅軍，後來又變成了八路軍。小五子爸爸參軍時年紀小，個子也不高，在部隊裡當了個小號兵。還沒打幾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顆日本子彈，送進部隊醫院。院長看他聰明伶俐，便把他留下當了勤務員，後來還和院裡的女護士結了婚。這位老革命還是華東野戰軍第一支坦克部隊醫院的創始人之一。1949年進了上海後，他在衛生局當了副局長。
1969年中蘇邊境武裝衝突爆發，小五子媽想讓小五子留在上海，還在五七幹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卻說：“怕什麼，小五子就是和蘇聯侵略者打仗犧牲，咱們還有4個兒子呢！”我們開玩笑說，小五子是被他父親分配到呼瑪來的。他大哥在哈軍工畢業後去了海軍工作，他們哥倆常有詩詞往來，抒發雄心報國的豪情。但是中蘇邊境儘管緊張，在我們知青去後，並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小五子那種“炮火起處獻忠魂”的豪言壯語只能變成“改觀改魂清己垢”的實際行動。
在生產勞動中他從不甘居人後。有次當地的老鄉提出要和知青比賽割黃豆。個子矮小的小五子作為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鄉中活幹得最好的兩個男青年比。割黃豆其實沒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誰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開始1小時他和老鄉不相上下，一直衝在割豆隊伍的最前面。因為一條壟有五六裡地長，老鄉也忍受不了彎腰的苦，不時直腰喘口氣。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個口子，鮮血直流，他毫不吭聲，幾乎是一口氣割到頭，又回來接應大家。老鄉們不服氣，檢查質量時，才發現小五子割的那條壟上的血有一里多長，從此對知青幹活口服心服。大家都說：“真是將門出虎子，小五子是好樣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