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發生在1月6日，那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大家一起吃了麵條，又在小五子他們宿舍裡聊天。小五子住的那間屋裡有三十來個人，隔壁便是民兵連連部。晚上9點多鐘，小五子打著赤膊，只穿一條短褲，站在屋子中間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鐵爐前擦身，並吹著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絕招，他能把芭蕾舞《紅色娘子軍》的全曲從頭到尾吹出來。忽然隔壁連部裡“砰”的一聲槍響，這邊小五子隨即撲通一聲倒了下去。大家還在發愣，只見小五子用手梧著肚子，鮮血從他手指縫裡不停地淌出，“我中彈了，快拿個碗給我”，他輕聲地喊著。有人趕快遞上了一個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搖了搖頭，“不行，這容易感染，我的腸子流出來了，要瓷碗。”大家趕緊手忙腳亂地把他扶上鋪。
這時屋門也被人拉開了，有個當地青年探進頭來看了看，驚慌地喊叫：“李金鎖，你槍走火把青年給打死了！”屋子裡的知青馬上反應過來，好多人衝出屋去抓那個肇事者。一個知青在小五子身邊，幫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傷口，屋外傳來了幾十個知青的咆哮聲。小五子張開眼睛，若無其事地對同伴笑了笑，輕聲地說，“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沒事，我爸告訴我的。你讓他們別揍金鎖，他肯定是無意的，他平時對咱們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臉越來越白，不一‘會兒就失去了知覺。
隊裡的赤腳醫生來了，給他做了包紮和止血措施，打了強心針，但無濟於事，晚上11時左右，小五子終於因流血過多而停止了呼吸，離他0歲生日還差5天！知青們如同受了傷的野獸，一家一戶地敲門瘋狂地找尋李金鎖，悲憤的喊叫如雷聲，在村子上空滾來滾去。李金鎖的父母站在家門口，不停地向知青彎腰鞠躬賠禮道歉，老鄉們用驚慌的目光望著他們。1時，公社黨委、武裝部、派出所、醫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趕來了。這時李金鎖的父母把已經五花大綁起來的兒子交了出來。派出所的警察給跪著的李金鎖戴上手銬。經武裝部的人勘察現場後，大家才知道，李金鎖擦槍忘了把剛才巡邏時上膛的子彈退出，所以一扣扳機，子彈穿過泥牆，打在宿舍樑上的木頭硬結上，又反彈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遺體放在一間空房子裡，8天后，等小五的哥哥和姐姐從上海來後，才下葬在金山大隊附近向陽的坡上。縣委書記問他們有什麼要求，哥哥說：“人死了也不能復活，現在李金鎖還被關在縣拘留所裡，請領導把他放了，也不要給他什麼處分，他們家就這麼一個勞動力。”這樣，李金鎖就被放了出來。回隊後，接過別人轉交的小五子哥哥姐姐送的毛主席語錄和毛選，他泣不成聲，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連連磕頭。
開始幾年，村裡還經常有人去掃墓，後來知青陸續走了，也就沒人去了。1978年夏天，有個朋友從上海回呼瑪參加大學考試時臨行前，小五子的媽媽找到他，傷心地說：“你們這些好朋友現在都要回來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個人留在那裡。你考上大學離開呼瑪時，不要忘記去小五子那裡告個別，託人經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歡熱鬧的，他最耐不得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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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劉琪講到這兒，我的眼淚也止不住了。一個白髮母親對埋在大山的兒子的思念，讓每個人都心痛。
劉琪接著說，誰能想到，在我和生產隊其他5個知青從上海坐海輪去大連改乘火車回呼瑪時，又經歷了一起悲劇一我們6人，五男一女，都是準備回黑龍江參加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當屬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國，兩歲時隨父母歸國，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點中學上海中學的1968屆高中生，還當過中學裡的團支部副書記。阿安不僅學習好，人也正。拿現在人的眼光來看，他一本正經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這一特點，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選舉當了大隊生產委員，帶著一夥老鄉和知青去幫18站林場從林子裡向道邊倒運大木頭，這是我們那裡一年中最重要的副業。因為當時國營林場效率不高和機械化水平落後，每年冬天都要找各個生產隊的農民來幫忙完成國家計劃任務。倒大木來錢不光要靠大家拉的木頭立方米多，還要靠送禮打通林場上下的關係，好多計運材量。
阿安到了林場後，打前站的許會計得意揚揚地告訴他，今年林場給我們隊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錢要高於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雖然請林場的武主任喝了回酒，送掉10斤豆油，100斤白麵，還是合算。阿安一聽就來火了：“我生下來就不會這一套，也不想學，現在辦什麼事，都要靠請客送禮，邪氣把正氣都給壓跑了。”人家開始沒吱聲，半個月後人家便在檢尺時百般刁難，號稱也是公事公辦，結果挨了知青的幾下硬拳。這下事情可鬧大了，阿安無可奈何地隨著許會計帶著禮物一起向林場賠禮道歉，還請林場的領導喝了酒。在酒桌上，那位林場主任語重心長地對阿安說：“小夥子，好好學著點，別那樣死心眼，學校教你們的那套玩意在社會上根本行不通。”
阿安當時沒吭聲，倒完大木回到隊裡的第二天，他突然向黨支部書記提出辭職，從此變得消極起來，經常不出工，躲在宿舍裡看書，寫東西。
1977年冬天，全國實行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學底子很強，記憶力又好，連美國50個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個99分，總分數也挺高。上海復旦大學曾想收他，由於他父親的美國特務嫌疑問題還沒有解決，而阿安的政審材料裡還有收聽美國之音等敵臺，散佈反動言論的記錄，結果沒能上上學。後來地區招生辦曾打電話給他，有意補錄他入地區師範學校，阿安一口拒絕了。
事後他對其他人說：“‘文革’雖然結束了，到現在還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實行擇優錄取，比科舉制度還不如，中國還有希望嗎？讓那個沒上過小學的派出所所長管政審，小題大做，我們知青是沒有出路了！”這話後來傳到公社派出所所長的耳朵裡，他氣急敗壞地說：“阿安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雖然沒有什麼文化，但還是能管管他這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要我還在所長的崗位上，就不能讓社會主義大學裡混進他這樣有反動思想的人。”於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長的矛盾弄得人人盡知。
1978年春節，阿安回上海探親時，在區教育局工作的母親為了補償阿安受家庭問題連累而不能上大學的事，託了熟悉的醫生為他辦了有嚴重哮喘病的證明，要他趕快辦理病退回滬手續。阿安死活不肯，他說我要回城就光明正大地回來。當年的高考在即，這應該是他返城的最好機會了。他一反常態，不怎麼參加在上海複習的隊裡知青的聚會，老是一個人悶在家裡，房間裡堆了些黑格爾的哲學書和新出的內部書籍，根本沒有我們那樣廢寢忘食複習的氣氛。
5月底我們幾個知青準備回黑龍江參加1月高考的初試，約他一齊回隊。他讓我們先走，等到胖子買好船票，告訴他大家決定推遲一星期出發，和他一齊走，6個人正好湊夠一個三等艙的房間，他說：“這又不是拱豬三缺一，你們何必要等我這個倒黴透頂的人。”那天阿安帶著他那癟癟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臉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竊竊私語一番後，回到船艙裡和我們打了兩輪橋牌、拱了幾回豬，都保持不敗紀錄。
隨後他提議大家還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分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餘暉把蔚藍色的東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黃，阿安望著周圍飛翔的海鷗，聽著戰友們對這美麗的景色的評價，一直默默無聲，忽然冒出一句話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當那巨大的火球終於落到了海平線以下，天色逐漸暗下來後，他主動提出請我們大家吃今天“最後的晚餐”。誰也沒想到，這真是他和我們的最後晚餐。大家都說這次高考，他不會再為家庭問題受連累，肯定能考取他嚮往的復旦大學政治系，不過到時候還要請客。他嘆了一口氣說：“我過去也認為自己出類拔萃，充滿自信，但現在我對自己能否上大學毫無把握。197年大家推薦我上大學，誰知冒出個白卷英雄張鐵生，考試成績全部作廢，還是看出身，結果浪費了我們隊的一個名額。去年考試，我成績名列前茅，結果是名落孫山。上面領導說我思想反動不能上大學，知青裡也有人說我好高騖遠不學無術考不上大學。我的任何奮鬥，都一事無成，想一想都會無地自容。但你們還是把我當朋友，光憑這點我就應該請你們吃飯。不過我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所以將來誰考不上大學不要怪我的晦氣連累你們。”阿安的酒量很大，但只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艙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個服務員，問船今天下半夜幾點出東海，那服務員隨意答了一句，大概是點多吧。我感到奇怪，便問阿安，你打聽這個幹嗎？他答非所問地解釋說：“東海的水是蔚藍的，代表希望。黃海的水是黃的，混沌不清。只有到了目的地大連，你才會再看到藍色的大海。過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藍色的海，其實大海和社會一樣，也有清濁之別。”
回到三等艙裡，躺在鋪上，大家就請阿安出題，讓戰友一個一個來回答，答得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錯了，就請他補充或糾正。不知不覺地就折騰到了11點。阿安看他們都沒精神了，便說：“那就到此為止吧。這是我最後一次幫你們複習，以後我可沒時間陪你們了。大家再背一遍高爾基的海燕吧，今晚雖然風平浪靜，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種迎著暴風雨而奮鬥的精神，將會讓你們個個都考上大學的，我實在是太喜歡海燕了。”小小的艙裡又響起了激情的集體朗誦聲。（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