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一髮而動全身。
大宋貶抑武將政治地位的目的是為了貫徹實施重文輕武的國策。重文輕武的國策體現在兵制上，就是樞密院的掌兵制度，就是以文制武，用文臣來監督和制約武將。
如果武將的政治地位提高了，那麼武將的權力隨之增長，國策隨之也要由“重文輕武”改為“文武並重”，而“文武並重”的國策勢必影響到兵制，現行兵制隨之就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也就是說，樞密院的掌兵制度要修改，要廢棄“以文制武”這個貫穿整個兵制的基本策略。
皇帝迫不得已，答應提高武將的政治地位，他想當然地以為提高武將的品級影響不了根基，但接著他就發現，這是李虎設下的一個陷阱，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一個完全顛覆大宋根基的陷阱。他跳進了這個陷阱，然後就再也沒有回頭路了。
按照李虎的奏議，軍職品級大幅提升，看上去很簡單的一件事，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根本行不通。
大宋政治和軍事制度的精髓所在就是“地方分權，中央集權，臣僚分權，皇帝集權”。這個基本國策深入政治和軍事制度長達一百多年，造成大宋官制和兵制極其複雜，任何變革都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即使是提升軍職品級這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同樣如此。
大宋軍隊，從軍種來說，它有禁軍、廂軍、鄉兵、蕃兵、土兵之分；從軍隊編制來說，有系將禁軍和不繫將禁軍，這兩者編制不一樣；從軍隊組成來說，有單純的禁軍，有諸軍種混合，比如折家軍就包括上述五個軍種；從軍隊體系來說，有中央禁軍體系，有虎烈軍這樣的藩鎮軍隊，還有契丹大王府、渤海大王府這樣的蕃軍；中央禁軍體系也很複雜，有中央衛戍軍，有邊疆鎮戍軍，有戍守地方的軍隊。
中央禁軍體系和大宋地方制度密切相連。軍職品級的提升牽涉到了禁軍體系，也必然牽涉到了地方行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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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的地方制度看上去是路、府州軍和縣三級，但事實上只有兩級，“路”事實上不能做為一個行政級別。
大宋的“路”有安撫使路和轉運使路之分，安撫使路是按軍事部署來劃分，轉運使路是以財政需要來劃分。安撫使路遠比轉運使路要多，在以安撫使為主的“路”上，帥司統領一路禁軍。依常例，帥司長官還兼任本路大府的知府，而知府又兼任本府兵馬都總管，統領本府廂軍。同理，州一級的知州也兼任本州兵馬鈐轄，統領本州廂軍。
路一級的安撫使，府州軍一級的知府、知州，都是本地方的文職軍事長官，武將只能做副職，但是，做為主掌地方軍事的安撫使和主掌地方軍政的知府、知州，他們的行政級別卻非常混亂。
中央在軍政兩個體系都要“分權”，在軍隊更要“以文制武”，所以知府、知州雖然兼任地方軍事長官，但在軍政兩個方面，他們都直接聽命於中央，他們和“路”一級的“四司”府署沒有直接隸屬關係。同時，中央為了限制知府、知州的權力，設通判為副職，以通判來負責具體行政事務和監察州府，通判也直接聽命於中央，這樣一來，從理論上說，知府、知州算是臨時性的差遣，不是常設官職，因此，知府、知州的具體行政級別，就由他們的寄祿官或散官階來確定了，這一職務可以低為七品，也可以高為三品。
在此舉個例子，比如蘇東坡，神宗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蘇東坡貶官後起復，以正七品的朝奉郎知登州，而在哲宗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蘇東坡則以正三品的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安撫使也是一樣，依照大宋律，安撫使總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太中大夫以上者即可。太中大夫是從四品的文散官，也就是說，安撫使的品秩可以是從四品，也可以高達正二品。
安撫使是路一級的軍事長官，知府、知州是府州一級的軍政長官，這都是職官，按道理應該有具體的行政級別，但大宋為了“分權”，為了互相牽制，為了最大程度地削弱地方權力，硬是把具體的常設職官，變成了臨時性的非常設職官，結果權力是集中到了中央，但弊端也非常嚴重。地方上機構臃腫職能重疊、行政效率低下，軍隊裡也是一樣，尤其它的指揮系統，更是混亂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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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軍職品級的提升，牽扯面太大了，就大宋這種複雜的軍政制度來說，無法操作。
李虎以當前形勢的需要，以軍隊戰鬥力的需要，理所當然地提出改善武將的政治地位，要求重新設定武將的品秩，豈不料，這看似一個不經意的變革，卻撬動了整個大宋體制。
皇帝醒悟過來了，李虎的目標其實不是提高武將的政治地位，而是以此為契機，實施變革，顛覆大宋體制，但他醒悟得太遲了，以他現在的處境和實力來說，他已經無力阻止李虎進行大刀闊斧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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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中樞大臣一致同意提高武將的政治地位，接下來，就是具體操作問題。
李虎拿出了第二個奏議，軍政分離。
很顯然，要想改變龐大的大宋體制，需要充足的條件和漫長的時間，而變革也要在不斷的摸索、總結和完善中緩慢進行，目前臨時朝廷沒有這個條件，也沒有這個時間，當務之急是生存，是馬上奠定三分天下的基礎，而要打下這個基礎，需要軍隊，需要透過戰爭來贏取，因此，當前迫切需要提高武人的政治地位，凝聚武人的力量。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要在當前條件下想出對策。
當前大宋分裂，中土陷入混亂，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控制，而地方因為長期沒有行政長官，沒有軍權和財權，基本上沒有抵抗力，這從河北戰場就能看得出來。年初金軍入侵，因為河北禁軍無力抵擋，黃河防線失守，金軍一直殺到了汴京城下，河北四鎮全部失陷。後來，中央雖然放權，允許河北各地募軍抗金，但大宋體制的力量太強大了，所謂的放權也不過是權益變通之計，河北軍民被腐朽的體制捆住了手腳，根本沒辦法抵禦金軍的攻擊。
這種形勢下，李虎要想在河北打一場勝仗，要想在黃河防線堅守更長的時間，要想儘快奠定三分天下的格局，必須發揮軍隊的全部力量，而要想達到這一目標，唯一的辦法就是軍政分離。
李虎有這樣的想法很正常。他從遼東崛起之日開始，就是靠軍隊打天下，其後不管在遼西還是在代北，都是軍政合一。現在地盤大了，軍政合一不行了，為了確保軍隊的戰鬥力，軍政必須分離。軍隊一門心思打仗，而臨時朝廷則一門心思籌措糧草，保證軍隊的需要。
這是亂世，在亂世中生存需要實力，實力的基礎是武力，沒有強悍的武力必定敗亡，所以大宋那一套不行了，重文輕武、以文制武只能加速大宋的敗亡，而在軍隊裡的分權和鉗制則會削弱軍隊戰鬥力，會進一步加快大宋的敗亡，但大宋體制是個龐然大物，它就象一頭垂死掙扎的野公牛，它在奔跑之中所產生的巨大衝擊力令人恐懼，讓它停下來的唯一的辦法就是砍斷它的四條腿，雖然這種辦法會傷及自身，但總比讓它一頭衝進懸崖屍骨無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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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政分離，從中央到地方，軍政自成體系，互不干涉，互不牽連。
朝廷分東西兩府，東府主政，西府主兵。東府長官是宰相、副相，其下有門下、中書和尚書三省。西府長官是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下設十二房。
東府的政務由宰相、副相負責，近期主要事務是遷都，建新都，徵繳更多的錢糧，其中包括進行財經賦稅制度的變革，以收買人心，設法控制更多的州縣。全方位的變革則要等待合適的時機，最起碼要等到定都長安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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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府的事則非常麻煩。
軍政分離，體現了文武並重的基本國策，但如果完全廢棄“以文制武”之策，顯然矯枉過正了，武將極有可能擁兵自重，所以在軍權的分配上，必須慎之又慎，以防重武輕文，武夫橫行，重現晚唐、五代兵禍連線之亂。
當年太祖，太宗皇帝用了幾十年時間才完成了樞密院――三衙體制，這個兵制的特點就是分權。樞密院主掌兵藉、虎符，三衙管領諸軍，率臣主掌兵柄，把兵權一分為三，“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至於率臣，主掌的則是戰場指揮權。
樞密院有“發兵之權”，三衙有“握兵之權”，率臣有戰場指揮權，但在大宋一朝，率臣基本上都是文官，大宋靠這種“以文制武、兵權分立”的兵制，消弭了綿延二百多年的內部兵變，趙氏王朝得以延續了一百六十餘年，但是，這種兵制的弊端也非常可怕，一百六十餘年後的今天，大宋無兵可用，大宋甚至無力抵禦女真人，在金軍第一次入侵中，汴京就被圍攻了一個多月，這是大宋人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樞密院――三衙體制的弊端到底在哪？大宋軍隊為什麼不堪一擊？這個問題不解決，軍政分離對提升軍隊的戰鬥力幾乎沒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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