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工商並重？”李虎馬上明白了範直昌的意思。
“對。”範直昌說道，“我們以農業為基礎，以商貿發展來帶動手工業的發展，以手工業的發展來創造更多的財富，從而促進中土財富的增加。中土財富增加了，朝廷在重新分配財富的時候就掌握了主動，就可以讓王國、官僚富豪商賈和普通百姓的財富都隨著中土財富的增加而增加，繼而形成一種利益上的平衡，達到國富民強這個最終目標，如此一來，我們的變革就成功了。”
“所以，我認為，我們的變革策略應該是在確保農業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手工業和商業，這樣不但擺脫了‘抑兼併’和‘不抑兼併’的桎梏，也緩解了朝廷、官僚富豪商賈和普通百姓之間激烈利益衝突，緩和了官民之間的矛盾，從而確保朝廷的變革穩步推進，確保中土國力迅速增強並完成統一大業。”
李虎陷入沉思。
範直昌的變革是全新的，是他在書上沒有看到過的，也是歷代變革先賢從來沒有嘗試過的新辦法。
範直昌則滔滔不絕，繼續闡述自己的變革策略。這一次，他說到了土地制度和田賦，說到了國之根本。
“從歷史上來看，每到王朝更替的時候，土地兼併也是最嚴重的時候，土地兼併造成百姓無田可耕，百姓無法生存了，於是揭竿而起，但本朝百姓揭竿而起，卻不是因為無法生存。本朝為防止難民暴亂，有完善的募兵和賑濟制度，確保人人都有一口飯，都能生存，所以本朝百姓揭竿而起的暴亂寥寥無幾。”
“立國初期，川蜀王小波、李順起義，是因為朝廷的茶葉專賣政策；前幾年宋江起義，是因為朝廷的刮田政策；江南的方臘起義，同樣因為專賣政策原因；河北起義，還是政策原因。所有這些政策都體現了一個特點，官與民爭利。朝廷為了增賦，橫徵暴斂，把百姓逼得沒有活路了，這些人為了反抗暴政，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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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田制不立，土地自由買賣，土地兼併是歷朝歷代以來最嚴重的一個時期，但百姓沒有為土地嚴重兼併而失去生存的機會，也沒有為此而造反，相反，他們不堪於朝廷新政的壓榨而造反了。王小波、李順是川蜀的茶商，宋江是梁山泊的莊園主，方臘是漆園的僱工，他們都不是耕地的農民，他們都是被朝廷為增賦而實施的掠奪他們財富的財經政策逼反的。”
“王荊公變法，因為受到舊黨的百般阻擾，尚沒有走到官逼民反的嚴重地步。蔡京主政，把對手全部趕出了朝廷，為所欲為，結果官逼民反。我們變革，也是一言堂，同樣沒有對手，總帥利用強悍的武力，可以強行推行各項變革政策，但危險性更大，稍有錯誤，必定引發一連串的事故，後果不堪設想。”
“總帥和朝中大臣在變革的時候充分總結了文荊公和蔡京變法失敗的教訓，尤其在財經制度上，更是小心翼翼，唯恐激起民憤，但到目前為止，朝廷的財經制度改革都是撥亂反正，都是廢止蔡京新政的蛻變部分，基本上還在沿襲文荊公變法的思路，不敢有分毫的篡越。”
“文荊公變法是在大宋原有制度上的修改和完善，雖然有助於朝廷改善財政危機，但效果不明顯，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當年文荊公試圖立竿見影，步子邁得太大，失敗了；蔡京主政後，步伐不是邁得太大，而是打馬飛奔，結果一敗塗地。”
“兩人失敗的原因，歸究起來都是一個，財經制度改革的失敗。本朝賦稅兩大塊，田賦，就是土地稅，在鄉村收取。其次就是商稅，主要在城市收取。其它諸如身丁稅、官田稅都有限，要想增加賦稅收入，必須在田賦和商稅上想辦法。”
“本朝土地稅是兩稅法，就是秋夏各徵一次田賦。本朝土地數量基本固定，在土地大量兼併的情況下，田賦沒有增長的可能性，只有想方設法堵塞瞞報漏報，確保田賦不減。”
“田賦沒有辦法增收，只要在商稅上想辦法，於是就有了蔡京的榷茶制度，新的鹽鈔法，變‘交子’為‘錢引’等等一系列掠奪制度，但這遠遠解決不了問題，蔡京一咬牙，巧立名目增收賦稅，搜刮民田，增加免役錢，胡搞一氣，結果官逼民反，新政失敗，蔡京也身敗名裂。”
“文荊公和蔡京的變法，單純從財經制度上來看，都是理財。大宋財富就那麼多，你不設法創造出更多的財富，那所謂的理財就是重新分配財富，而不是去創造財富。只有一塊大餅，三個人分，你分得多了，其它兩個自然分得少，矛盾自然就大了，所以這辦法行不通。退一步說，即使文荊公變法成功了，也無法從根源上解決財政危機，遲早都要引爆新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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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認同範直昌的觀點。
大宋財政危機的確不是土地兼併引起的，大宋的財政收入非常高，但大宋制度造成的三冗弊端造成國庫入不敷出，一旦有了戰爭等額外支出，財政隨即無法維持。
“土地兼併的最大弊端是地主想方設法少繳或者乾脆不繳田賦，如果我們從土地兼併問題上著手，修改‘田制不立’這個基本國策，是不是可以增加賦稅收入？”李虎問道。
“你這個想法蔡京試過了，西城刮田所就是負責幹這個，這個辦法作用有限，就算我們拋開貪贓枉法的因素讓官田數量增加了，但總體財富沒有增加，而且，它將嚴重影響糧食產量，繼而直接影響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
範直昌這句話讓李虎很驚訝，“有這麼嚴重？”
範直昌點了點頭，“本朝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正是得益於‘田制不立、不抑兼併’的土地制度，這個制度一旦改了，賦稅收入不是增加，而是驟減。”
“本朝的土地制度允許農戶將荒閒田土開墾為自己的恆業，並加以政策支援和鼓勵，這導致農戶們紛紛向過去荒閒的水域、灘塗、沙地要土地，出現了圩田、沙田等一系列新的土地，直接推動了土地墾殖數量的增加。這個制度如果改了，還有誰去開墾土地？”
“土地是自己的，所以不管是小農家庭還是大地主，都會竭盡全力將自己擁有的土地效益最大化。對於小農家庭來說，主要是勤懇勞作、利用更為先進的耕作技術及工具提高產量，以便養活自己，改善生活；對於大地主來說，不僅要在土地上進行規模化耕作，以獲得最大收益，還要傾力投資以便把這份家產世代繼承下去。這直接導致農業發展，糧食產量增加。如果土地都變成官田，土地都是官府的，農夫們為官府種田，還有多少積極性？官府又會在土地上連續投資以提高產量嗎？”
“土地兼併導致租佃制出現，而租佃制對農業生產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地主有土地，將土地租佃給無地農戶耕種，雙方依照契約進行收益分成，在此制度下，佃農可以最大限度地規避風險，另外由於地主少、佃農多，有競爭，使得佃農耕地積極提高，而地主因此獲得更多的土地收益。由此促進了農業發展，提高了糧食產量，提高了農夫們的生活水平。”
“農業發展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隨即出現。朝廷為解決這一問題，積極發展工商、採礦、紡織、加工、運輸等行業，以幫助鄉村的剩餘勞動力生存下去，並確保國家的穩定。假如土地制度改了，農業發展陷入停頓甚至倒退，那麼我們拿什麼養活一億人口？土地是國之根本，土地制度更關係到國祚興亡，今日中土的土地制度有利於國家發展，為什麼要修改？”
“不管是我祖父，還是文荊公，蔡京，沒有人對大宋的土地制度提出質疑。”範直昌鄭重說道，“大宋的土地制度絕對不能改。”
“當然，土地兼併的弊端非常嚴重，它直接導致貧富分化，尤其到了今天，貧富懸殊更是可怕，由此導致叛亂迭起。早年王小波、李順起義，檄文裡就提出要‘均貧富’，宋江、方臘起義同樣如此，但貧富分化不僅僅是土地兼併造成的，還有其它各種原因，而解決貧富分化就是要修改財經制度，合理分配財富。為解決這個問題，就要變革，但像文荊公、蔡京這樣變革顯然不對，雖然他們的初衷都是好的，他們也不想搜刮百姓，把百姓逼上絕路，但結果偏偏把百姓逼得造反了。”
“總帥現在的變革屬於是撥亂反正，以換取民心。”
“撥亂反正的後果是賦稅銳減，賦稅銳減的後果可想而知，雖然現在朝廷的機構和官員大量精簡，廢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費用開支，包括京都擴建都停了下來，而軍隊僅保持在四十萬不再增加，但天下三分，戰爭不斷，目前的賦稅收入只能維持正常開支，進行一統天下的征伐大戰絕對不可能。”
“我們在此情況下，繼續走文荊公的變法之路肯定不行了，我們必須走其它的路，而最好的辦法就是農工商並重，在進一步發展手工業，增加總體財富的同時，進一步發展商業，然後在此基礎上修改賦稅制度，合理分配財富，以實現國富民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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