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直昌至此把他的變革思路說得很清楚了。
本朝賦稅收入來源於城市和鄉村，來源於土地制度和公商制度。土地制度和田賦是國之根本，不能改，而且從一百多年的實踐來看也沒有修改的必要。工商制度和商稅隨即成為本朝增賦的重要途徑，而本朝的工商制度尚不完善，商稅還有提高的巨大空間，這是財經制度改革的重點。
土地私有化制度造成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貧富分化造成國家動盪，本朝為此要想方設法建立一種有效的資源最佳化機制和合理的財富分配機制來平衡和緩解這種矛盾，以此來贏得民心，穩定王國。
本朝的變革目標是國強民富，為了達到這一目標，首先要最大程度地最佳化資源，把更多的剩餘勞動力投入到除農業以外的其它行業中去，而大力發展工商業是第一選擇，以增加國家總財富；其次就是合理分配財富，而合理分配財富是建立在總財富的增長基礎上，並用商稅調節等各種手段讓國庫增收，確保普通百姓的利益，同時維護官僚富豪和商賈的利益，竭盡全力縮小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穩定國祚。
“總帥下令召集西北、川蜀、荊湖、京西、中原各地鉅商富賈到長安共議變革大計，的確是一招妙棋，可以讓朝廷在最短時間內拿出財經制度改革的原則和具體措施，同時也能得到大量的援助，並利用這些人和他們背後的地方勢力迅速穩定各路州府。”範直昌稱讚道，“總帥高瞻遠矚，非同凡響啦。”
“我請他們來，不會是想打劫而已。”李虎笑道，“但是，聽你這麼一說，我思路大開，知道接下來應該幹什麼了。”
“王荊公也好，蔡京也好，變法的最大對手就是官僚富豪和鉅商富賈。”範直昌說道，“文荊公被他們打敗了，而蔡京上臺後，實施雷霆手段，先是把元佑黨人踩到了腳底下，接著又連續頒佈榷茶制度、修改鹽法、濫放錢引等一系列財經新政，讓各地富豪商賈蒙受了巨大損失，尤其是川蜀商賈，因為被蔡京強行實施‘錢引’制度，其損失之大更是慘不忍睹。總帥主政後，馬上廢止了蔡京推行的那些新政中的蛻變部分，贏得了各地富豪商賈的稱讚，尤其是川蜀商賈，更是對總帥感恩戴德。”
“總帥只要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贏得這些富豪商賈的信任和支援，不但變革可以順利推行，還能迅速穩定地方形勢。”範直昌神色凝重，語氣非常誠懇，“從目前形勢來看，總帥必須攝政，否則沒辦法安撫虎烈諸將，但總帥獨自攝政，必定會引起一些人的反對，地方上極有可能發生叛亂。這時候，總帥如果能讓這些富豪商賈心甘情願地拿錢拿糧出來幫你打天下，形勢就完全不一樣了。”
李虎用力點點頭，對範直昌非常感激，本想說幾句感謝的話，但旋即覺得多餘。有了範直昌這番話，變革大計中的最核心最關鍵部分已經有了解決的辦法，這份功勞太大，幾句感謝的話已經難以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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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一日上午，李虎召集宰執大臣、東西兩府和御史臺主要官員，聽取範直昌在財經制度上的變革策略。
這是一種全新的變革思路。過去不論是范仲淹還是王安石，在變革思路上都是“開源節流”，但他們的“開源”實際上還是在一塊大餅上做文章，說白了還是“節流”，而範直昌則旗幟鮮明地指出，新的財經制度是創造財富，是做大餅，是增加總財富，把資源最佳化和財富分配緊密結合在一起。
如果把大宋的財政危機當作一場洪水來比喻，那范仲淹和王安石的變革就是築堤圍堵，而範直昌的變革則是疏通分洪，這兩種變革的後果一個是激化矛盾，一個則是緩和矛盾，其執行的效果當然大相徑庭。
中土是個農耕王國，在土地上耕作的人口超過了九成，因為土地兼併嚴重，這九成人口中至少又有九成是貧窮的普通百姓。大宋的所謂富裕，正是由不到一成的人口佔據著整個中土絕大部分財富而形成。
同樣因為土地兼併，農耕技術發展很快，糧食和其它農作物的產量都超過了歷史水平，因此田賦是大宋賦稅收入的絕對大頭。這也是變革者們總是把增賦的目標牢牢指向土地的原因，但物極必反，當蔡京、王黼之流把農夫們榨乾吃淨之後，河北山東的大起義也蓬勃而起，一發不可收拾。由此可見，這條改革的路走到頭了。
大宋的城市人口在歷代歷朝中是最多的，超過總人口一成以上的人居住在大約三千多個城鎮裡，這些城鎮裡集中了工商業和其它行業。以商稅來統計城市的富裕，其中汴京、興元（今陝西漢中）和成都為最，每年的商稅收入都在四十萬貫以上。每年商稅收入二十萬到四十萬貫左右的城市有五個，而十萬到二十萬貫的城市超過二十個。大宋有三千多個城鎮，如果平均每個城鎮每年收入商稅一萬貫，那就是三千萬貫，已經超過了田賦收入。
很明顯，把思路改一下，把目光調換一下，大宋增賦的目標應該是城市，是除農業以外的以工商業為主的其它行業，是商稅，朝廷只要把財經制度變革的方向引向城市、工商業和商稅，那麼增賦不但可以成為現實，有效緩解財政危機，還可以緩和各種社會矛盾，穩定國祚，富國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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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直昌的變革思路當即引起了激烈爭論。
爭論的焦點還是一如既往，抑兼併還是不抑兼併，採用放任自由的經濟模式還是國家壟斷的經濟模式。
範直昌是元佑黨人的後代，是范仲淹的孫子，范家有兩個著名的元佑黨人範純仁、範純禮，而範直昌這個變革策略恰好就是地地道道的舊黨策略，只不過他比舊黨更為激進，他採用了更為大膽的方式，進一步擴大了經濟的放任自由，堅定地高舉著“不抑兼併”的大旗闊步前進。
當今朝堂上，無論是虎烈人還是大宋人，都是變革派，或多或少受到了王安石變法理論的影響，尤其是李復，新關學的變革理論就直接吸收了新學的變革理論，而推動這一變革理論出現的則是趙明誠。範直昌的這個變革思路，明顯就違背了新關學的變革理論和朝廷的變革策略，所以李復和趙明誠的激烈反對也就不以為奇了。
從當今形勢來說，朝廷需要錢財，需要大量的錢財，而增賦的策略從歷朝歷代來看，都是果斷採取國家壟斷的經濟模式以便迅速掠奪財富，比如漢武帝時期的經濟變革，他為了挽救財政，甚至直接頒佈《告緡令》把商人打進了地獄。李綱、李復、趙明誠等人擬定的財經制度改革就是秉承了王安石和蔡京那一套，只不過步子較小而已。範直昌的這個變革思路則反其道而行之，不但繼續在經濟上放任自由，而且步子還越來越大。
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自古以來“崇本抑末、重農抑商”的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深入到士人的靈魂之中。本朝重視工商業發展，首要之務是解決社會矛盾，也就是人口和土地的矛盾，以工商業來解決剩餘勞動力，但是，無論是工匠還是商賈，地位並沒有提高，當然了，比前朝提高了不少，不再是社會最低層的賤民了，但工商這兩個行業依舊是賤業，被人瞧不起，所以要大力發展工商業，首先要解放思想，要從學術理論上予以支援，讓天下百姓都能接受，然後配套政策才能起到作用，否則你有政策，但沒人理會，大部分剩餘勞動力還死死守著一畝三分地過苦日子，你能怎麼辦？
在這個被“士”控制了權力、文化和輿論的世界裡，創造財富的工商業者始終是個低賤的行業，以致於其從業者自己都瞧不起自己，這從另一個角度反應了“士”對有效資源的牢牢控制，繼而牢牢控制著社會財富的分配權。假如工商業要大發展，那麼首先就要提高從事工商業者的地位，工匠和商人的地位提高了，隨即可以控制和使用一部分有效資源，繼而拿到一部分社會財富的分配權，這將深刻影響“士”的利益，這將觸犯整整一個階層的利益，這是不可想象的事。
十一日中午，議事大堂內，範直昌成了眾矢之的，從宰相到各府署官員，幾乎是一致聲討。
範直昌夷然不懼，據理力爭。
他現在有蔡京的新政做例子，而蔡京新政蛻變主要原因還是連綿不斷的戰爭、災難和皇室的過度揮霍導致國庫入不敷出所致，蔡京、王黼說到底還是為了挽救財政，實在沒辦法了，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以國家的名義公開掠奪百姓。
某種意義上，新政蛻變和蔡京、王黼禍國的罪名都是不公平的，當時就算范仲淹、王安石坐在宰相的位置上，也要為了填補國庫不足而搜刮錢財，退一步說，就算沒有童貫的西征和北伐，沒有蔡京的橫徵暴斂，結果還是一樣，大宋還是無法阻止女真人滅亡遼國，無法阻止金國大軍南下入侵，因為大宋的體制培養了一批無恥的官僚和士人，這些無恥的官僚和士人已經腐蝕了大宋，大宋逃不過這場劫難。
議事堂上，範直昌一句話就把李綱等人問得啞口無言，“今年的財政支出至少要七千萬貫左右，而賦稅收入最多只有兩千多萬貫，其中的虧空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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