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王鐸自告奮勇，到江陵指揮唐軍徵剿黃巢起義軍，誰知被義軍殺得大敗，王鐸敗退到襄州。不久，王鐸灰溜溜地回到長安，被李儇痛罵一頓，免去了王鐸的宰相一職，改任太子賓客，到東都洛陽辦公。
盧攜見王鐸被貶，狂喜不止，趁機寫了奏本，談了自己對徵剿大齊、沙陀等反對勢力的看法，認為應該剿撫並用，以撫為主。
李儇看了盧攜的奏章，認為在理，就降詔提出了與大齊進行議和談判的政策，李唐群臣希望透過和大齊的議和，騰出兵力先消滅李國昌、李克用父子的沙陀兵。
詔書首先表示了對民變問題的嚴重關切，然後滿懷信心地斷言所有“盜匪”將肯定被迅速鎮壓下去。由於詔書繼續為投降的“盜匪”提出了有利的條件和官職，這種對必然勝利的自信心在當時就有所降低。詔書指出了當時的騷亂是何等的普遍：“江西、淮南、宋、亳、曹、潁，或攻劫郡縣，抗拒官軍；或窘厄商徒，俘掠進奉。出彼入此，鳥逝風驅”。詔書反復強調，對於犯罪分子來說，失敗是不可避免的；表達了皇帝對臣民慈父般的關懷：“恨不均其衣食，各致豐肥”。然而對於那些繼續進行破壞的人，皇帝發誓“用兵無悔”。
李唐政府提出寬宏大量的投誠條件，民變首領們將破格被授予官職、爵位和賞賜。當然，這僅僅是指形式上的官階和有名無實的官職，近一個世紀來朝廷即以此等職銜授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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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直接任命的藩鎮官員，用以維持名義上的聯絡。投降的“盜匪”首領將“於大藩鎮內，量材與職額衣糧”。一般“盜匪”將遣回田園安置。
詔書指示地方官員應如何處理拒絕投降的“盜匪”團伙。他們應選擇勇猛的將領和士兵，採用靈活的戰術去對付敵人。能夠俘獲一個“盜匪”首領和他的五百徒眾的將領，允許超授將軍，並以千緡為賞。襲擊並殺死盜匪，奪回資產、武器或搜集情報者，將按他們的功績授予官職和獎賞。政府完全知道它的將領們不肯努力作戰，詔書中也包括嚴厲的警告：任何人逃避戰鬥，將令“本州道勘尋，準軍法處分”。這只能意味著處以死刑。
這份詔書的最後一節也許是意味深長的，它指示城鄉當局尋求能夠率領農民抗擊“盜匪”的勇敢之人，他們也將得到官職和獎賞。
李儇下決心剿滅黃巢起義軍，因此開始勤政，李唐朝廷有了一絲生氣。李唐政府的復甦使它能建立從黃河地區開始的針對義軍的有效防禦。洛陽曾因義軍的接近而陷入恐慌之中，但這時龐大的防禦工事已準備好了，十幾萬唐軍在洛陽周圍進行佈防。這些準備使黃巢襲擊洛陽的想法很難實現。
黃巢收到李唐詔書後，輕蔑一笑，對大齊眾文武說道：“呵呵，李儇這小子，和我玩起了議和遊戲，好專心對付沙陀兵。這次我就滿足李儇的心願，因為洛陽防守非常嚴密，我軍乾脆改弦更張，主力不向洛陽
一帶集結，而是到江淮，盡全力消滅高駢的主力！”
大齊主力東指後，因遠離京師，李唐君臣額手稱慶，認為黃巢的威脅似乎正在消失，開始討論來自北方的強大的擴張主義者沙陀突厥的威脅。
就在李唐實施新政策有眉目時，盧攜突然中風，一病不起，不能行走，請假在家養病。盧攜在內挾恃著宦官田令孜的勢力，在外倚靠高駢的軍事力量，加上唐僖宗對他極為寵信，所以專制朝政，政事無論高下都出自他的主意。現在病倒了，精神不好，政事由他的親吏楊溫、李修裁決，賄賂公然而行。宰相豆盧瑑沒有什麼才能，一直附會盧攜。另一宰相崔沆對政事時常有一些建議，常為盧攜所阻遏。
不久，蔚朔等州總指揮官李琢奏告朝廷，稱有二千沙陀兵來降。李琢當時統率十幾萬兵馬駐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同討伐沙陀軍。李克用派遣大將高文集據守朔州，自己率軍到雄武抵禦李可舉。赫連鐸派人遊說高文集歸附李唐，高文集逮捕李克用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等人均投降於李琢，開城門迎接李唐官軍。
李克用聞報大驚，哀嘆道：“這次李唐和大齊議和，將其主力北移，對付沙陀。看來，沙陀和李唐勢必有一場大戰，如果沙陀戰勝，則可以保住代北；如果戰敗，則前功盡棄，我等死無葬身之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