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劉墉微笑道，“再射！”
二十多架拋石機不斷齊射，大石如暴雨般傾瀉而下，石頭磊成的寨牆雖堅固卻也支撐不住，轉眼間便塌了一大段，而落進寨中的則更具威力，不僅裡面的匪兵，包括牲畜、房屋，瞬間便被砸了個稀爛。
“左右是個死，衝出去拼一下還有活命的機會。”杜充、張霸叫道，趁著發射的間隙帶著沒傷的幾個匪徒衝了過來。
董襲等眾軍冷眼看著，待匪徒進入射程，弩箭一併齊發，立時將這些人射成刺蝟。而後周倉方帶人衝了進去，只見裡面的匪徒不是死就是殘，一片狼藉，慘不忍睹。
劉墉雖說對血腥的場面早就見怪不怪了，但那僅限於殺豬宰羊等牲畜，對殺人卻沒有多少免疫力，這也是他的一個缺點吧，心不夠狠，手不夠毒，因而他交代了幾句後便早早地離開了。
董襲帶著手下打掃戰場，將山寨中值錢的東西席捲一空，押著一些還沒死的匪徒回到城中，稟告虞翻後都拉出去先遊街示眾，然後當眾斬首，以告慰那些屈死的冤魂。眾鄉民看在眼裡，無不拍手稱快。
虞翻又釋出文告，並四處傳話，展開政治攻勢，催促周邊縣府的土匪下山投誠。言道首惡必懲，其他的一般匪徒只要沒有大惡，皆既往不咎。而此次剿匪的成功也極大的震懾了那些頑匪，或下山投降，或遠遁他鄉，縣城周邊頓時清靜了下來。現今的富義，社會安定、政治清明，終於可以行進在發展的快車道上了。
農業是基礎，但一個城市的穩定和發展最主要的還得靠經濟，何況屯田前期需要相當大的資金投入。因而，發展製造業、商業仍是劉墉定位的富義經濟發展的主要增長點。由縣府設立的銀行成效顯著，吸引了不少存款。而超低的稅賦和安定的投資環境也使更多的富戶拿出錢來投資辦廠，因而兵刃廠、農具廠、編織廠、日用品廠、手工藝品廠等等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婦女們在家紡線織綢做的衣物也由縣府統一收購，運銷外地。可以說，整個縣城都充滿了生機和活力，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劉墉看在眼裡，喜上眉梢。
然而作為一縣總管的虞翻卻顯得憂心忡忡，這幾日多次召集各處屯田主事開會商議，最後又將劉墉找來。虞翻道：“劉公子，老夫和各位屯田主事多番探商，均對公子力推的興商辦廠之舉深有憂慮，公子可否聽在座諸公一言？”
劉墉正自春風得意，聞聽此言不由一愣，向在座的各位拱手道：“諸公請說，劉墉洗耳恭聽。”
一位主事先道：“公子，屯田是你先行倡導，大力推行的。但如今你卻著力於商業和製造，將屯田之事遠遠拋在腦後，在下以為這是捨本逐末。管子有云，‘國多財，則遠者來；地闢舉，****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公子不可不知啊。”
另一個主事接著道：“‘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公子急功近利，本末倒置，久之必有禍害。”
劉墉這個半吊子只知部分古文，大多又是一知半解，聽得一頭霧水。虞翻見狀便解釋道：“這位主事引用的是《呂氏春秋?上農》中的一段話，意思是說上古聖王教導我們，農業是社稷之本。如果百姓不致力於農作，家畜就會減少，國家就難以治理。農、工、商之間混亂之極，這就叫背棄了根本，國家便有覆亡的危險。”然後又對其他人道，“劉公子來自西域，你們又不是不知道。諸位就不要引用古語了，有什麼話直說便是。”
劉墉並不是不重視農業，也不是不知道農業的重要性，只是沒分清先後主次和輕重緩急，因而委屈道：“諸公，在下並沒有蔑視農業之意，更沒有輕視農業之舉。在下也知農業乃立國安民之本，俗話說得好，‘地實則糧豐，糧足則天下穩’。在下想，只有農、工、商三者鼎足而立，相互促進，才能國家富強、百姓富裕。”
“公子此言差矣。何謂三者鼎足？如今大多百姓都去作坊、工廠務工，田土就快沒人來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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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吧？”劉墉大吃一驚道，“咱們先前的屯田不是很見成效嗎？而且拍賣田地也是應者如雲，怎麼會沒有人來種了？”
另一管事忿然道：“公子，那是以前的事了。以前農戶只有栽桑種田一條路，加上縣裡又減免了賦稅，因而大家心裡有了盼頭，幹起農活熱火朝天。可如今呢？在公子鼓動下開辦了大量的商鋪、作坊，因為廠多人少的緣故，為吸引工人，這些廠子都開出了極高的工錢。那些佃戶可精明著呢，都放下手中的農活不種而去廠裡務工，可憐那些有地之人，自己脫身不得，真是欲哭無淚啊。”
虞翻也嘆了口氣道：“以貧求富，務農不如作工，做工不如經商，這是太史公早有的定論。文帝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就是說，農業是一切的根本，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世上沒有其他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老夫也知公子並非拋棄農耕，只是太過熱心於商業和製造，這是有極大隱患的。若百姓棄農經商，或棄農務工，地裡的收成便會減少許多。這要在國家米糧充盈時倒算不得什麼大問題，可是當今天下頗不太平，遠有黃巾之禍，近有群雄割據，時局紛雜，百姓流離失所，糧食更是奇缺。富義看似遠離紛爭，公子豈知戰亂何時來襲，若如此，縱有千金萬金，能換回多少糧食，能解多少疾苦？”
劉墉聽得是脊背發涼、冷汗凜凜，我怎麼沒想到呢？若真是有大軍來襲，只怕千萬錢在手也買不到一石糧食啊，看來我的想法真是幼稚啊。
劉墉在他的那個時代也有“三農”問題，只是遠不如漢末那麼突出，因而並沒有引起他太多的重視。他想當然地以為只要發展了製造業和商業，透過稅收積累大量的財富便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他確實想得過於樂觀了。在現代社會中糧食問題並不太突出，一是因為糧食產量要高得多，國家平時便有大量的積蓄；二是交通發達便捷。只要有錢，可以隨時從國外進口。然而這是在漢朝啊！這種以糧食為基礎的經濟體系極其薄弱，稍有些變故就會轟然倒塌。本來安心種田的就少，如還在大力發展其他產業，不是釜底抽薪嗎？
劉墉咀嚼消化著眾人的話語，深思片刻，如醍醐灌頂，拱手致謝，誠懇道：“多謝諸公提醒，劉墉受教了。”
虞翻點點頭道：“公子需明白，老夫也不是反對發展工業和商業，只是糧食充盈才是民心安定、富國強兵的根本。只有百姓豐衣足食，才能安居樂業、國泰民安。公子不是正在讀書嗎？老夫先推薦你去讀讀晁錯大夫的《論貴粟疏》，相信對你是極有用的。”
劉墉肅容道：“在下一定認真領會。”又道，“諸公有何高見，劉墉誠心受教。”
虞翻頷首道：“老夫與在座諸公商議了一下，起因只有一個，糧賤傷農。老夫以為咱們不能再建工廠了，已建成的規模也不要一味擴大，這樣需要的人工便會少得多。不過要想百姓安心種田，提高糧價是關鍵所在。晁錯大夫採用的法子我們也可以用，各種稅賦的解交不要金銀，也不要絹帛，只要糧食；百姓可以用糧食來求賞或免罰，如此一來糧價自然便提高了。如果再能提高糧食產量，百姓便更會安心種田了。”
劉墉在虞翻的點化下清醒了過來，找來了《論貴粟疏》認真地讀了起來。對於晁錯這個人，劉墉看《漢武大帝》時多少還是瞭解一些的。晁錯，潁川郡人，西漢著名的政論家。漢文帝時為太子家令，漢景帝時升至御史大夫。當時商人勢力膨脹，土地兼併嚴重，以致農民背井離鄉，農業生產凋敝，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階級矛盾漸趨激化，天下隱隱有暴亂之象，晁錯慧眼獨具，看清了其中的弊端，便向漢文帝上了一篇奏疏。
這便是被魯迅先生喻為“西漢鴻文”之一的《論貴粟疏》。這篇文章邏輯嚴密，說理透闢，辭意暢達，立論緊扣論點，環環相扣，具有極強的說服力。晁錯認為，商業發展，商人聚斂財富，大肆兼併侵吞土地以及各級官僚急徵暴斂是造成當時農業生產凋敝，農民窮困勞苦，貧富分化，階級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晁錯還認為一個國家的糧食積蓄得越多，則民心越安定，社會越穩定，政局越穩固；而要增加積蓄，必須想辦法使農民安心於農業生產，於是提出了“欲民務農，在於貴粟”的觀點以及重農抑商和入粟受爵的建議。此項措施被漢文帝採納，並經文、景兩朝推行，農業生產逐漸得到恢復和發展，國家日益富足，社會逐漸安定，經濟相對繁榮。以至於武帝初年，出現了“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都鄙廩庾盡滿”的富庶景象。
可惜晁錯的結局並不好。漢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漢景帝又採納了晁錯的《削藩策》，實行削弱諸侯王勢力、加強中央集權的政策。然而，便如清康熙時代削藩的結果一樣，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個劉姓宗室諸侯不滿朝廷削減他們的權力，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為名聯兵反叛。而無論晁錯還是景帝，都沒有事先做好應對的方案，以致叛亂伊始，朝廷軍兵敗如山倒。景帝驚恐萬分，又接受其他朝臣的建議，將晁錯腰斬於市想以此換取叛軍退兵。然而，叛軍並沒因晁錯身死而退兵，而是繼續向長安進軍，只是因戰略失當而被朝廷和梁王聯手平定。整個平定叛亂的過程僅區區三個月，劉墉既感嘆漢景帝的“過河拆橋、刻薄寡恩”，又感嘆晁錯的“急功近利、遇人不淑”。
讀後，劉墉感慨萬分，原來農民竟是如此之窮，如此之苦。“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便是如此辛勤勞作，百畝的土地也僅有百石的收成，不僅如此，還要服勞役、納稅賦，一年四季，沒有一天休息。即是這樣，每年還會遭受各種災害，應付官府急徵暴斂，各種攤派。農民忙活了一年，到頭來卻只有很少的收益，為了應付各種賦斂，有的甚至“賣田宅，鬻子孫”；而商人無農民之勞，卻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這是多麼的不公啊！難怪農民不能安心務農了。
劉墉眼噙熱淚，心中暗下決心，“若不能讓這些可憐又可敬的農民都富足起來，劉墉啊劉墉，你還算是一個人嗎？”
劉墉避開眾人，尋了一處僻靜地方，借鑑歷史及前世的“三農”政策，冥思苦想多日，攤開竹簡，將想到的對策書寫起來。
“蔡倫是東漢的吧？改良造紙已經有些年頭了，為什麼還在用這種又重又不便的竹簡呢？”劉墉心中十分不解，搖搖頭，“等一下一併問問虞縣令好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