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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八十八章:手段

戰爭變成了靜坐之戰,莽古爾泰對於明軍修建的防禦工事能力是大為讚歎不已,同時見到在死亡圈中的明軍有持無恐,沒見過死亡來臨還在不停cāo練的軍隊,也搞不清楚明軍還能支援多少天。

卞為鸞見到高階軍官無事可幹,四天前就已經給他們下達了任務,討論遼東戰事,按照時間順序、由外到內、分門分類深入討論問題,四天時間也足以讓大家有充足的時間考慮和整理。

二十三日,只要莽古爾泰不發動攻擊,各陣級以上軍官就花費一天時間探討遼東戰事。

“諸位,就開始討論,由卞名宗主持。”

卞名宗首先介紹了這一年來遼東的一般情況和蓋遼軍前兩次軍議的分析,接著就是ziyou發言時間。

對於撫順之戰,除了譴責李永芳和無能的遼東情報沒有什麼實質上的發現。

“對於清河之戰,我有一些看法,建奴攻清河,遼東方面對建奴兵力估計是不詳這個數目,我估計也有兩萬上下,跟撫順之戰差不多。

明軍名義上有萬餘,實際有六七千就是很不錯的。

鑑於清河城的戰略地位及守為絕境,戰為奇地的地理形勢,遼東曾用四個月的時間進行修築。

上任不久的遼東經略楊鎬,還為參將鄒儲賢制定作戰方針:敵若來犯,應設伏於城外山徑小路或山間狹窄的山谷,實施阻擊作戰,告誡鄒儲賢萬萬不可擁兵於城內,這是束手待斃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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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戰事一起,鄒儲賢即刻下令閉門據守清河城,完全改變了遼東經略楊鎬的守城方針。

我認為,鄒儲賢責任不小,貪生怕死的嫌疑不小,何況還有部下遊擊張旆等人主張按照楊鎬的方針作戰。”看來汴孔嘉對遼東情況比較瞭解,卞為鸞想道。

卞為鸞考慮了一會兒分析得出結論:“我的看法是,這是鄒儲賢判斷清河軍野戰能力難以匹敵建奴,還是認為守城是更好的選擇,還是貪生怕死,或者其他,目前不好下斷論,以後也很難斷論。

從理論上來說,楊鎬的打法可以大大延緩後金的進攻進度,山地防禦作戰有這種功能,從而,時間和空間上都容許清河百姓可以免遭災難,閉門據守清河城,沒有這種功能,作用是可以令敵人大量死傷。

從實際的和已經發生的後果看,後果已經檢驗了理論,要想全面下斷論,鄒儲賢是否足以勝任山地防禦的指揮,軍隊準備的又如何,不好判斷。

至於說鄒儲賢貪生怕死,基本可以斷定不是,六千明軍守城對戰兩萬餘建奴軍,明軍擁有槍炮和防禦的優勢,建奴擁有兵力的優勢。

奴爾哈赤耗費了三天時間採用挖城牆的方法攻陷清河,清河一戰,是建奴與大明兩軍攻守戰中的第一次激戰。

致於清河地區的道路是否如楊鎬所說,一夫當關,萬夫莫過,我沒有實地察看過,不敢完全斷言,是,則我會採用楊鎬的戰略戰術,從南路軍李如柏的行動看來,初步判斷,可以斷定的答案是是。

軍隊需要儘可能的保家衛國,鄒儲賢在指揮上有重大失誤,其英勇奮戰,戰死報國也是無疑的,貪生怕死就會像李永芳一樣,功過是非需要分開,功是功,過是過,不能相互抵消,該贊的就攢,該責就責。

因此,最後可以得出結論為後金軍戰力勝過遼東明軍。”

卞少根提出了後來很有名氣的遼東巡按張銓的意見:“戰前,巡按江西御史張銓提出不必徵兵四方,而應就近調募,屯集要害,固守邊圉,厚撫北關,多派間諜,等等。

張銓向皇帝陛下建議:李如柏、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宜責鎬約束,以一事權。

但張銓認為楊鎬實非將才,而力薦大名鼎鼎的熊廷弼可當此重任。

在籌餉方面,他要求皇帝發帑藏,反對加派遼餉,他說,每畝從三釐加到七釐,再加到九釐,是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

張銓的觀點獲得了在場的大多數人軍官的贊同。

“那我想知道你們戰前的真實想法,請不要事後諸葛亮,不要欺騙自己,對的自己的良心。”卞為鸞嚴肅的質問贊同的人。

當看到近半數的人臉色不自然,卞為鸞也明白咋回事,確實有人是事後諸葛亮的:“張銓的戰略就是防禦戰略,從軍事角度看,沒有任何錯誤。

但是有句話說得好,進行戰爭,是有政治目的,政治目的可以衡量應使用多少兵力。

因此,戰爭不是消遣,不是軍人追求冒險和賭博的遊戲,也不是靈機一動的產物,而是為了達到嚴肅的目的而採取的嚴肅的手段。

由此可見,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透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只是其手段特殊而已。

政治是目的,戰爭是手段,沒有目的的手段永遠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應該首先作出的判斷,是根據它,正確地認識我們所從事的戰爭,不應該把不符合情況的戰爭看作是我們應該從事的戰爭,也不應該想我們所從事的戰爭成為這樣的戰爭,這是首要的問題。

那麼,我就要問諸位,張銓的戰略,大明和遼東的老百姓能接受嗎?遼東和朝廷可能接受嗎?皇帝陛下能接受嗎?所以,我請諸位好好思考,然後再去判斷人民和大明是持何種態度?

我的結論是需要進攻,可以認為這是大明和人民的意志,不得不說,有時大多數人也會是錯誤的。

關於就近調募,我的觀點是調可以,募只怕不行,募來的兵只怕守城也是個問題,至少需要大半年的時間才能勝任守城作戰,這是從現實中得出的結論,大家都是軍人,可以得出自己的論斷。

關於以一事權,完全可以,只是前提是錯誤的,文官指揮戰爭,天下只怕只有我們大明是這麼幹的。

關於遼餉,我的看法是不得不加,方法需要變通,平均加在田地上,最終大部分落在無力承受的百姓身上,這是目的正確,手段卻無比糟糕的問題,財政問題我們以後需要花費功夫來探討一下,現在我們沒有資料可供討論。

其他方面我是贊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