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8年6月21日，在張作霖被炸死17天后，回到奉天的少帥張學良正式向全國發出父帥喪事，並舉行隆重沉痛的弔唁儀式。
這天一早，大帥府偌大靈堂上，花圈簇簇、白絮飄飄、哀樂低迴。前來誌哀的人排著長隊進入靈堂。大帥麾下要員張作相、張景惠、楊宇霆、常蔭槐、臧士毅等等；加上專門趕來的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張宗昌，盡在其間，面容哀慼。
弔唁儀式由身披重孝的少帥、繼任東北保安總司令張學良主持。
先是由大帥健在的四位夫人盧夫人等率大帥多個子女徐徐而上，向安臥在蒼松翠柏簇擁中靈床上整了容的大帥告別。然後，張作相、張景惠、楊宇霆等要員魚貫而入，挨次上前，與大帥告別。之後，他們按官級品位依次去對側立一邊的大帥遺孀盧夫人等及大帥的多個子女表示深切慰問，低聲說些務必節哀類話。
弔唁儀式從早晨持續到下午。薄暮時分，關東軍司令長官武藤信義元帥弔唁大帥來了。世上就有這樣厚顏無恥的人！他站在大帥靈前，表現得沉痛至極：揭帽，對安臥在蒼松翠柏簇擁中靈床上的大帥深深彎下腰去，三鞠躬。當這位在日本國內被尊為“滿洲保護神”的關東軍司令長官抬起頭來時，與掛在靈堂上方的大帥遣像猛然打了個照面。大帥的遺像盡傳精神！大帥好像在逼視著考問他，因為做賊心虛，縱然這樣殺人如麻、久經沙場、官至元帥的武藤信義，也有點穩不起，不禁一驚一愣，往後退了一步。
遺像上的大帥栩栩如生。那是一幅碩大的框起來的黑白照，是張作霖入主北京時，請一個著名的美國攝影師在中南海內拍攝的。照片的黑白光線對比很好。身著三軍大元帥服的張作霖軍服筆挺，頭戴雞毛撣帚似的軍帽，挎武裝帶，佩短劍，護一綹小鬍子。頭微微有點側，因而輪廓特別分明。總體看，他五官清楚、面目清癱、鼻樑稜稜。一副劍眉下，是一雙閃灼著希望、也有點詭的眼睛。光明恰好在他的鼻樑處一分為二。光明面上的臉，露出的是一分得意、一分驕橫、一分狡黠、一分霸氣；陰影部份的臉面，有點鬼魅。照片上的大帥，好像怒視著這個站在面前虛偽至極的日本軍人，並從心裡發出憤懣的呼號：還我命來！
然而，關東軍司令長官很會節制、他很快恢復了鎮靜。公式化、程式化地完成弔唁儀式後，邁著軍人的步武，來在張學良面前，彎下腰去，深鞠一躬，說是，希望總司令節哀順變。說時，彈簧似地將胸一挺，喊操似地說：“我代表關東軍司令部並日本陸軍省，對張作霖大帥被南方便衣殺害深表哀痛。”無疑，他是在為張作霖之死定性。
“請少帥節哀。期望總司令能同大帥一樣，一如既往地同我精誠合作，為實現大東亞共榮圈邁出更快、更堅實的步子！”張學良鐵青著臉，什麼話也沒有說。說完這些話中有話的話，關東軍司令長官要告辭了，他脫下戴在手上的白手套，毫不知恥地伸過手去，要同張學良握手。張學良望著眼前這個人面獸心的傢伙，努力剋制自己憤怒得開了鍋的心情、情緒。這會兒，他連血濺五步，殺了這個罪魁禍首的心都有。可是不行、不是時候，他也殺不了這個元兇。這個元兇身邊有一個穿西服打領帶、亦步亦趨、身材高大、手腳矯健的青年隨從如影隨形。表面上看，這青年隨從是給關東司令長官打下手的，接送個花什麼的，但他那副鷂鷹般閃霍的眼睛，就清楚表明這傢伙不是善類、功夫了得，是關東司令長官的貼身保鏢。張學良壓抑著自己、告誡自己：君子報仇，十年不遲！小不忍則亂大謀。他剋制得很好，機械地伸出手去，同伸給他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長官的手握了握，其實是輕輕碰了碰而己。
之後，關東廳長官林權助接踵而致。這個穿一身黑色西服，矮小精瘦，像個幽靈似的政客，比僵硬刻板的職業軍人關東軍司令長官武藤信義元帥高明得多、油滑得多，他面面俱到，極善言辭。在走了過場之後，他極虛偽地對少帥說了一番很帶感情的話。
“真是不幸！”林權助吁嘆道，“我和令尊張作霖大帥是多年的至尊好友。我還記得當年我同令尊大人在林中漫步的情景。”說時嘆了一口氣：“你們中國有句話說得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昔禍福’。斯人已去不可追。
“滿洲的未來、滿洲的輝煌、日滿提攜，就看總司令你的了，拜託了！”林權助對張學良少帥深鞠一躬，抬起頭來，陰深的目光透過眼鏡、投射在張學良精緻的臉上，他在觀察少帥對他這番話的反應。這於這個年輕的奉軍掌門人、少帥張學良，他未來的對手，關東廳長官林權助林權助其實並不瞭解。他只是聽說了很多這個“民國四公子”的傳聞軼事。他小看了張學良。他說這番話，如同往一個表面平靜的湖裡投進一塊小石子，試試水深。可是，他投下了這塊小石子，連響聲都沒有一個。少帥只是板著臉，手朝外一指，大喊一聲：“送客。”這是在對他下逐客令。自有管事顛顛上來，一手拎起袍裾，一邊將手朝外一指，說一聲“請！”
關東廳長官林權助林權助，走在大帥府那條用紅綠卵石砌成的花徑上，他一邊很有派頭地用手中的柺杖篤、篤地拄著花徑，往門外走去時，心中閃過一絲不詳的陰影：看來，這個張作霖的“小六子”，並非傳說中的紈絝子弟，是個厲害角色，比他老子厲害，喜怒不露於形，不是犬子，是虎子！
這個晚上，少帥同一段時間來好得如膠似漆分不開的趙一荻破天荒地“分居”了。這是因為，明天蔣介石的全權代表張群就要來了。他現在面臨著一個重大的選擇、抉擇。人的一生，都面臨著選擇。哪怕就是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選擇，如果選擇錯了，也會南轅北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他現在接過了大帥的職務，也接過了大帥的重擔。他現在是東北保安軍總司令，手上握有一支在全國地方部隊中裝備最好，陸海空俱備的20多萬人的軍隊――原先叫奉軍，現在叫東北軍。雖然他的空軍力量很小、海軍是像徵性的，但畢竟有。這在全國地方軍閥、也叫地方部隊中是唯一有空軍海軍的地方部隊。不要說像閻錫山、馮玉祥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這樣的地方軍界大佬對他豔羨不己、縱然連動輒將自己的部隊稱為中央軍的北伐軍總司蔣介石也自嘆不如他的是，在大帥留給他的東北王國內鐵路暢通、公路更可謂四方八達。這就像一個人，血脈是通的。除此，他還有一個有相當規模的東北兵工廠。這家離奉天很近的兵工廠，能生產機重機槍、步槍、子彈就更不用說了。一般的大炮、*炮……總之，一般常規戰爭需要的常規武器，這個兵工廠都能生產製造。此外，他還有造船廠，那是要造軍艦的。飛機製造廠，他也在百般籌錯，處於擬建階段。毫無疑問，這樣一來，他張學良因為手上有這樣的力量，他就成了各方竭盡努力爭取、拉攏的物件。
看南方。北伐軍取得名義上的勝利後，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鎮壓共產黨人，國共決裂。隨後，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成立，蔣任國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把黨政軍一把抓、一手抓。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蔣為了實現他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支軍隊的目標，要求他原來的盟友、形式上的下屬，北伐軍第二、三、四集團軍司令閻錫山、馮玉樣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裁軍。這怎麼行？軍隊是他們這些人的命根子。一邊堅決要裁，一邊堅決不裁，針尖對麥芒。這樣，以蔣介石為一方，以閻錫山、馮玉樣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為一方，在中原拉開戰場，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雙方的實力相當，雙方都派代表來奉天拉他張學良，當然，還有日本人。蔣介石和他的對立面，這時，就像一架本來持平的天平，他張學良倒向何方，勝利的天平就傾向何方。
明天，張群就是代表蔣介石來拉他。倒向何方，他心中有數。他是一個有民族觀念、民族氣節的人。為了祖國的統一、民族的尊嚴，他決定選擇代表正一統的南京國民政府、東北易幟，倒向南京國民政府。這是一個總方向、總目的、是一個宏觀。然而，任何一個宏觀、一個總方向、總目的，都是由若干細節構成的。就像一根項煉或鐵煉或腳踏車的鏈條或坦克車上的履帶，都得由若干的環節咬合而成。這中間，如果有一個環沒有咬合好、沒有咬緊，非散架不可。東北易幟，說起來容易，就是一句話，可是做起來難上加難，還要冒很大的風險，面臨很大的威脅。現在看來，這個最大的風險、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外部，而是還自內部，來自大帥的老臣重臣楊宇霆、常蔭槐這些人。好在大權都握在他手中，好在他有一幫可用之人，比如輔帥張作相、還有張景惠、孫烈臣、臧士毅、莫德惠等等。他用手下這幫足堪信任的幹員已經並正在逐步把楊宇霆、常蔭槐等人架空、擠幹，並對這些人進行嚴密的秘密監視。
最近這段時間，他的態度是積極的、先後派親信密使王樹翰、邢士廉、徐燕謀到南京對蔣介石輸誠。好些問題，南京有關方面也同他們談了。但有些定不下來。張群這次來，所有的未決事情，都可以同他最後敲定。
思緒悠悠中，隔壁書房內的那架青島造中國式座鐘當、當地敲響了四下。鐘聲落盡，更顯萬籟俱寂，天地都睡著了。這晚，他獨自睡在書房旁邊供平時辦公累了午睡的一間小臥室裡。
他似乎睡了過去，又遠遠沒有睡踏實，明天就要同他作最後談判，決定他最後命運的蔣介石全權代表張群，似乎就在眼前。
張群，字嶽軍，四川華陽（現成都市）人，1889年生，小蔣介石兩歲，與蔣是先後中國保定軍校、日本東京士官學學的同學、密友。
張群終生依俯蔣介石，是蔣介石最信任、最倚重的大員、“智多星”。他先後作過上海市長、關鍵時刻的湖北省、四川省政主席、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行政院院長。張群給人的印象始終是一副外交家的裝束、外交家的派頭和風度。他愛穿一套藏青色西裝、打桃紅領帶、頭戴一頂棕黃色博士帽，緩行鴨步，風度不凡，身體微胖，面帶微笑，妙語連珠，個子不高，寬面大耳，鼻正口方，左眉內隱隱有顆殊砂痣。據說，蔣介石之所以對他言聽計從，有個原因，就是認定很有福相。
在蔣介石當政的數十年中，國民黨高層人士，私下送給張群兩個綽號，一是“華陽相國”，二是“高階泥水匠”。 “華陽相國”中的“華陽”代表他的出生地，“相國”指他權高位重，類同古時的宰相。“高階泥水匠”則帶有些調侃，帶有些不瞭然，指他會調和稀泥。這兩個綽號都很準確、相當精當地慨括了張群的一生。張學良沒有想到，就在這次張群來奉天拉他成功之後，兩年後，又是張群代表蔣介石來拉他。
兩年後的1930年，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之間的矛盾反展到頂點，爆發了的中原大戰，又叫蔣馮閻大戰。這是一場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最為慘烈、帶有現代化戰爭某些特點。這年4月1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分別在太原、潼關和廣西通電反蔣，閻錫山宣誓就任反蔣聯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劉驥為參謀長。反蔣聯軍有八個軍。蔣介石把他的軍隊編為四個集團軍應戰，雙方陳兵百萬，主力決戰於豫東、魯南隴 海線以南之三角地區，5月11日全面開戰。期間，資格比蔣介石還老、與蔣介石長期面和心不和的汪精衛去到閻錫山控制的北京，導演出了一出史稱“九九短命小朝廷”的滑稽戲。他們推定閻錫山為國民政府主席；以閻錫山、唐紹儀、汪精衛、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沒有到會，也沒有答應）、謝持組成國民政府委員會，下設11個部，6個委員會。為了取“久久”吉祥這個諧音，閻錫山在1930年（民國19年）9月9日9時9分，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宣誓就任。
初戰，蔣介石靠前指揮，在河北一個叫柳河的地方，把他的指部設在一輛火車車廂上。馮玉祥得知蔣介石就在這一帶，派鄭大章率一支騎兵突襲隊突到這裡尋找。很險！如果不是蔣孝先帶認設法將鄭大章誘開，蔣介石就被抓了俘虜。
雙方棋鼓相當，打成膠著狀態，誰也贏不了誰，雙方又都把希望的目光瞄準關外的張學良，期望張學良為他們出兵助戰。
蔣介石派去說服、爭張學良的還是“華陽相國”張群。最終，出於民族大義，出於維護祖國領土完整的考慮，少帥張學良揮兵進關助蔣。戰爭勝利的天平一下子倒向了蔣介石。汪精衛煞費苦心搭架起來的“九九小朝廷”轟然塌圮，這個小朝廷只存在了99天。在蔣介石的通緝中、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人出國的出國、下野的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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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成也張群，敗也張群。1949年那個冬天，輸掉了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後，看大勢己去，為最後一逞，蔣介石把胡宗南三個兵團組成的20多萬一色美式裝備的所有精銳部隊集中到四川，欲借“雲傍馬頭起”、“ 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緣”的天險秦嶺和四川境內縱橫的大江大河，層層阻攔解放大軍進川，最後與解放軍進行成都決戰、又叫川西決戰。當時的整個國際形勢對蔣介石不利，他長期依靠的美國，在美國總統羅斯福死後，副總統杜魯門繼任總統。杜魯門一上臺，立刻調整了對華戰略，杜魯門認為蔣介石是“扶不起來的阿斗”，全面停止了對蔣介石的援助。1949年4月，解放軍發起渡（長）江戰役時，隔江抗衡的蔣軍尚有相當實力，而且還有解放軍沒有的空軍和少量海軍。蔣介石不敢奢望美國杜魯門政府，對他有實質上的幫助，僅僅希望美國政府放表一個對他道義上的支援，也被美國政府斷然拒絕。這對國民黨政府、軍隊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這時，國民黨軍隊尚可一戰，但經濟己經崩潰。戰爭沒有經濟的支撐，猶如戰車失去了動力。得不到美國軍援的蔣介石只得派兒子蔣經國去上海“打老虎”。 蔣經國帶著由他點將組建的“經濟戡建大隊”，浩浩蕩蕩開進大上海。在兩天的時間內，他雷歷發風行，出動上海市6個軍警單位，在全市檢查監督，讓所有持黃金白銀者去銀行兌換金圓券，昭告上海市民：“凡違背法令及觸犯財財政緊急措施條文者，商店吊銷執照，負責人送到法庭法辦，貨物沒收……”他選拔了一萬二千三百三十九個熱血青年組成了一個“打虎隊”，在10天之內，到大街上遊行，帶著武器到工廠、商店等地，翻箱倒櫃，掘地挖牆、搜查黃金白銀，強迫人民拿硬通貨去兌換軟質的金圓券。蔣介石每天在電話上詢問兒子進展情況，成績可喜。一個月中，上海中央銀行收兌黃金、白銀、外幣共合計美元3億7千3百萬元。蔣經國動用鐵的手腕，打擊奸商汙吏、嚴懲腐惡勢力毫不留情。財政部秘書陶啟明因洩露機密被判刑；上海警備司令部科長張尼亞、大隊長戚再玉因犯囤積罪被拉到大街上當眾槍斃；犯事入獄大戶64人，之中，甚至有大名鼎鼎的青幫頭目，在國民政府中兼有要職的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外國人稱蔣經國為“新經濟沙皇”，中國好些商人則罵他是“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一帆風順的蔣經國最終因觸碰、傷及到到大姨爹孔祥熙大姨媽宋靄齡家利益鎩羽而歸，“打虎運動”嘎然而止。
蔣經國步步深入，順藤摸瓜，查封了有問題的“揚子公司”，毫不留情逮捕了該公司法人代表、大姨媽的大兒子孔令侃，宋美齡得知後大發雷霆，立即把電話打給蔣介石。那是1948年9月30日，蔣介石正在北平視察戰備情況。電話中，夫人宋美齡不依不饒，逼著蔣介石下令放人。拗不過夫人情面，蔣介石只好讓兒子放人。10月1日，放不心的宋美齡，親自坐她的“美齡”號專機，飛去上海將外甥接回南京，而孔令侃的資產也未傷一根毫毛，“揚子公司”全部資產轉移到美國經營去了。蔣經國由此連連敗北，奸商們對他進去反擊。囤積居奇、低價買進、高價賣出、金圓券貶值、物價飛漲，老百姓叫苦連天，生活簡直過不下去。蔣經國傷心之致，在多家媒體上發表《告上海人民書》，向上海人民道歉。對兒子之所以如此，心知肚明的蔣介石，怕兒子過於傷心，對兒子百般勸慰的同時，1948年11月6日，蔣介石特意安排兒子離開喧囂的是非地上海，回山明水秀的老家奉化溪口去休養了一段時間。縱然是蔣經國搞的不成功的、時間很短的“打虎運動”而累積的資財，居然支撐了蔣介石政權一年的財政開支，堪稱奇蹟。
1949年退到成都的蔣介石，他打的如意打盤是：在四川、特別是在成都打一場“成都決戰”，打是打不贏的，無非是打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看看，表面我蔣某人還在為保衛民主自由而戰，為反擊、抵制蘇俄的赤禍漫延而戰，希望以此換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他的財政軍事支援。打了“成都決戰”，他就把他的成建制的以胡宗南部隊為主力的中央軍精銳部隊，撤離成都，沿川藏線，經雙流、新津、卭崍、雅安徐徐退入康藏，並借沿線的山高谷深天險，給跟進的解放軍以有效的迭次打擊，以空間換取時間，靜觀國際形勢變化。蔣介石這個如意打盤如果打成了還真難辦。中共高層估計在四川最少要打四年，而最終在幾個月之間，蔣介石的如意打盤就被砸碎，慌忙中於1949年12月10日，帶著兒子蔣經國乘坐“中美”號專機離開成都去臺灣，四個小時後，飛過茫茫的中國大陸和波濤洶湧的臺灣海峽到了臺灣，從此後，蔣介石父子至死沒有回到過祖國。之間，很大一個原因是蔣介石自己造成的。他剛到成都會見巴蜀父老時稱：“四川自古以來就是人文薈萃、物殷民豐之寶地。現在，四川更是政府賴以*戡亂之最好基地、最後堡壘。值此多難時節，切望巴蜀父老和政府精誠團結，抱有匪無我，有我無匪之決心，共赴國難，則勝利有期。”寥寥數語，信心滿滿。而當時，任何人都看得出來，蔣介石要打成、打好他的如意算盤，他最大的威脅來自蔣介石名義上的部屬――西康省政府主席兼24軍軍長劉文輝。劉文輝，四川大邑安仁鎮人，多謀善斷，對人對事極有主見，江湖上落下“多寶道人”綽號，歷史上從未與蔣和諧過、合作過。抗戰期間，所有的四川軍人，上至劉文輝的侄兒（大劉文輝四歲）、綽號“四川王”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綏靖公暑主任劉湘，下至一般四川軍人，甚至黎民百姓爭相出川抗戰。抗戰八年，四川先後出兵共計350萬，傷亡65萬。四川出兵之多，傷亡之重，都是全國之最，一時全國抗日戰場“無川不成軍”。當時，全川每十四、五個川人中，就有一個在前線抗戰。在抗戰最艱苦的1941年，四川以單獨一省的財賦，支撐了全國開銷的三分之一。為了籌錯軍餉，在百姓中叫做“範傻兒”的國民黨軍88軍軍中範紹增賣掉了自己的“範莊”。所有四川軍人中，只有劉文輝不去。因為有這些歷史原因，曾經在留學蘇聯時參加共產黨，而且表現得很激進，過後又從共產黨中反出來的蔣經國加上屢次同解放軍交手都吃了大虧的胡宗南聯合給蔣介石建議：為解除後顧之憂，武力解決劉文輝和他的部隊。為此，胡宗南把他戰鬥力最強的李文兵團擺在了新津。只要一聲令人，李部保證作到朝發夕致，一舉徹底剪徐劉文輝。可是，蔣介石猶豫了，基本上不同意。在他看來，劉文輝雖不聽話，但不至於投了過去。因為劉文輝是共產黨革命的物件，況且歷史上打過紅軍，手上沾有紅軍、共產黨人的鮮血。再者，劉文輝在四川樹大根深、很有聲望，他蔣某到四川，就要努力團結、攏絡四川各黨各派，爭取人心，哪能在無憑無據，僅僅是懷疑人家的情況下，就動用精銳部隊去自己人打自己人？！他把自己的想法、過慮都說給了張群聽，徵求張群意見。張群也不多說，只說委員長的想法是對的。全面得多。後來形勢一天比一天緊，蔣經國胡宗南天天逼著蔣介石解決劉文輝。而自以為聰明絕頂的他，徵求張群意見後，想了個高招，要劉文輝只身上成都，參加由西南軍政公署主任顧祝同領導的、將指揮部設在成都將軍衙門內的“成都決戰指揮部”，與胡宗南，還有四川另一個實力派人物，抗戰時期率大軍支援山西的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過後作過一段時間四川省主席，當時仍是95軍實際掌權人，綽號“水晶猴”的鄧錫侯，一併作為顧祝同的副手。他以為這樣就可以把“多寶道人”限制起來、看管起來。而劉文輝這次聽說聽教，如野鶴閒雲，獨自離開雅安到成都。到了成都，就把自己關在成都文廟后街的公館中，每天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也不會見朋友。蔣介石暗中竊喜，以為這次把“多寶道人”管住了、管牢了。其實，劉文輝比他厲害得多。早在抗戰剛剛勝利，劉文輝就同共產黨高層接上了關係，現在他在雅安蒼坪山上的24軍司令部，就秘密設定了共產黨的秘密電臺。從延安派出的、以王少春為首的三人小組隨時將西康省、四川省方方面面情報，透過電臺傳送延安方面，再將中共高層的意見、指示轉達給劉文輝。形勢越發嚴峻、在蔣經國胡宗南再次嚴逼緊催下，蔣介石給劉文輝最後三天時間。在這三天內，劉文輝必須電令自己的多少部隊、多少輛軍車，到指定位置，接受調動，準備參加成都決戰。之間，發生了若干險情，一夕數驚。比如，劉文輝發回雅安的密電，被保密局偵知有異，密局局長毛人鳳逼著劉在“總裁”面前，與他當面對質對證。而在這樣千鈞一髮、生死一念的關頭，都被劉文輝四兩撥千金，一一化險為夷。在蔣介石給他限定的最後一個晚上，家中，他同鄧錫侯、還有一個四川實力派人物、掛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主任的潘文華苦思脫身之計而始終不得時，張群來了。張群一進門，沉著的劉文輝就發現張群滿臉憂戚，他不無幽默地說：“嶽軍快坐，你這個委員長身邊的大紅人、大忙人，今晚咋想起到我們這樣的破地方來了？”
張群坐下連連嘆氣，說是，“蔣先生要我明天一早趕去昆明，要我向‘雲南王’盧漢傳達他的意思，要他把雲南省政府和雲南綏署分別搬到滇西的大理和保山去，挪出昆明以備中央從成都遷過去。”
“這有好大個事，嶽軍兄去傳達了蔣委員的意思不就完了？”鄧錫侯故意這樣說。
“晉康（鄧錫侯字晉康）兄，你說得輕鬆，我怕是這一次就回不來了。盧漢那人，脾氣你們是曉得的，聽說，他同共產黨有勾扯，我擔心我這一去，事情不僅沒有辦成，還可能被他扣作人質，以便同蔣先生討價還價。”
“有可能啊！”潘文華故作驚風火扯地說：“嶽軍兄是委員長的打心錘錘，這一去，完全可能被盧漢扣作人質。”
“我們三個能幫你嶽軍兄什麼忙？”劉文輝問。
“老母八十有餘。”張群說著垂淚，他是個出名的孝子，父親去世很早，是孀居的母親一手把他拖扯大。以後他當了大官，多次要接孀居的母親去南京，母親都不去，張群無法，只得讓老母居住在寬巷子的張家老宅，託地方上的朋友，如在座劉、鄧、潘三人照顧老母。他們不僅答應下來，而且盡心盡力，讓張群對他們很是感激。張群說：“我怕是這一去，就無法回來給她老人家養老送終了。”
劉、鄧、潘三人當即表示，如果嶽軍兄說的事真發生了，那麼，替老伯母養老送終事，我們挑們挑起來就是了。張群千恩萬謝，說時看表要走。
“慢著，嶽軍兄，我要向你借一樣東西一用。”劉文輝說：“毛人鳳這個狗東西封了我的門，我出不去。我想借你的車出一下門！”張群是何等樣人，看看三人情狀，想這劉自乾（劉文輝字自乾）是三天限定時間的最後一日，似乎明白了劉自乾借車原委，他答應一回去，就讓副官李成帶原車回來接他們，他們要去哪裡，給李副官一說準成。臨別，他對三位說：“三位仁兄，我們共事多年，又是老鄉，實話實說，時局是無法挽回了。值此千秋存亡關頭，希望你們貫徹始終，與蔣先生一心，共支危局。國家有辦法，我們個人才有辦法。”張群說完去了。不過他說話算話，過後果然叫李副官帶上車來接上了劉鄧潘出去。守候在門外的特務發現不對，攔下車上去檢查。李副官作古正經對攔車特務說：“這是張（群）院長讓我接他們三人去，說有要事相商！”攔車特務看車是張群的車，副官是張群的副官。張群是何等樣人！就連他們的頂頭上司――保密局局長毛人鳳都靠不上邊，他們怎麼敢攔下來，只好放過車，把情況報告上峰。劉文輝把時間掐算得精了又精，事情算計得天衣無縫。當毛人鳳發現情況不對，派人派車急追上去時，劉鄧潘三人早在成都西郊茶店子換上了中共成都地下黨等在那裡接他們的車，一溜煙去了。1949年12月9日，劉鄧潘在鄧錫侯掌握的95軍駐地，離成都不過六、七十裡的彭縣隆興寺發出起義通電，這就是著名的“劉鄧潘起義”。起義通電一經發出，立刻產生連鎖反應，“雲南王”盧漢立刻響應，就連胡宗南手中三個兵團中，除李文兵團外，另外兩個兵團司令裴昌會、李振分別率部宣佈起義……蔣介石立刻慌神，第二天逃往臺灣。如果換一個人，依蔣介石對人的峻厲苛刻，肯定會對這事嚴加迫查、嚴格懲處。可是，犯事的是張群，蔣介石佯裝不知，讓張群不僅在臺灣安享晚年，而且，對張尊敬有加――當然，這是後事。
蔣介石對下屬，尤其是對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將軍，向來是冷著一張臉下達命令。特別是對抗戰後坐飛機摔死的，給他立了大功的，外國人眼中的“中國特工王”“蔣介石佩刀”的前軍統局局長戴笠，在蔣介石眼中就是個“家奴”，動輒罰站，呼來喝去，獨對張群別開一面，眉活眼笑，人前人後都稱張群為嶽軍先生，這是他們差不多用一生時間打造的特殊友情、感情保的恆溫。
蔣介石從小飽受欺凌，心靈創傷累累，年事漸長，爭強好勝的他，需要一個人來幫助他、關心他、溫暖他，當然，這個人是要有些本事的、能同蔣介石對話的。蔣介石終於找到了，這個人就是四川華陽人張群。蔣介石的母親王採玉是浙江省奉化溪口鎮鹽商蔣肇聰的“填房”， 蔣介石屬於“拖油瓶”，8歲以前，家境富裕，他過著無憂無慮的日子。他是當地的“孩子王”“打架王”，常把小夥伴打得鼻青臉腫。為此，母親不知向別人家賠過多少禮道過多少歉。對於兒子，母親還不能要求過急。有次吃飯，母親多說了他兩句，他居然把筷子當刀，對著自己的喉嚨深處插下去，嚇得母親趕緊伸手握住筷子，才沒有出大事情。蔣介石剛8歲，父親因病去世，蔣介石和母親的苦難日子開始了。蔣家人把他母子分了出去。母親帶著他和妹妹，只分得三間樓房,30餘畝薄田和一片竹林，孤兒寡母，日子過得窘迫艱辛。他12歲時，母親把他送到離家100裡的嵊縣葛溪村外祖父家，就讀於姚宗元開設的私塾館。這時，他家日子實在淒涼。每當他回家看望了母親妹妹，再去嵊縣時，母子二人總是抱頭大哭一場。後來，他為一國之尊後，曾在《報國與思親》文章中，提到這段日子時寫道：“中正9歲（虛歲），一門孤寡，煢孑無依。其時清政不綱，吏胥勢豪，夤緣為虐。吾家門祚既單，遂為覬覦之的，欺凌脅逼，靡日而寧，嘗以田賦徵收，強令供役”“產業被奪，先疇不保，甚至構陷公庭，迫辱備至。鄉里既無正論，戚族亦多旁觀，吾母子含憤茹痛，荼孽之苦，不足以喻。”一種強烈的出人頭地改換門庭的慾望與憤世嫉俗交織在一起，成了他愈挫奮的動力。經過很多努力，他考入保定軍校的前身——通用陸軍學堂，在這裡，他結識結交了同學張群。在軍校，蔣介石因脾氣急躁，愛與人爭論而且爭論起來，總是臉紅脖子粗，總要爭贏，被一些同學譏為“紅臉將軍”。為此，張群為他私下撿了不少“腳子”，化解了許多矛盾。
真正讓蔣介石在軍校有了些威信、聲譽的是有次有個日本教官給他們上課。教官拿出一塊泥，說著泥說，這塊泥就像中國，裡面有寄生細菌四萬萬。蔣介石聽到這裡氣得臉面紅耳赤，霍地站起來，走上講臺，從日本老師接過這塊泥，掰成八塊，指著其中一塊泥說，這塊泥就像日本，裡面寄生著五千萬細菌……張群帶頭為他鼓掌喝彩，全班同學為蔣介石叫好。過後，當蔣介石與張群轉入日本東京士官學校學習時，本來，張群分到炮科，蔣介石分到步科。為了時相過從，張群主動放棄炮科，轉到步科。這些，都是讓蔣介石感念於心的。但是，因此就說張群在蔣介石面前從來無私，也不是事實。當蔣介石與張群學成歸國，服膺於孫中山先生麾下，在鬥爭中嶄露頭角，受到孫中山先生重視。蔣介石歷來看重四川，認為四川是“中國首省。”這個概念首先來源於他們在日本時，孫中山的一個富有遠見卓識的友人，對四川的分析與建議，這與諸葛亮的《隆中對》大同小異。諸葛亮對三顧茅廬的劉備指出：“益州（四川）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成帝業……”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蔣介石對孫中山先生提出，想到四川抓軍事，先生欣然同意並很支援，給曾經的同盟會會員、四川執政者熊克武寫了一封信，推薦蔣到四川省當省警察廳廳長。蔣介石下來徵求好友張群意見，因為張群想回四川，他告訴蔣，熊克武不易共� �，蔣去了，作為外鄉人肯定會受到排擠，不如留在廣州，留在孫中山身邊，前途遠大些。蔣介石接受了張群建議，打消了入川念頭，張群給蔣提出來，不如把這個四川省警察廳廳長的職務留給他這個四川人回去當。蔣介石願意成全張群，不過，當他就這事去請示孫中山時，孫先生不高興，卻又礙著他的面子，給張群寫了推薦信。不過，將原先擬定的給蔣介石的四川省警察廳長降為成都市警察局長，張群不高興，嫌官小了，最終沒有成行……
又是一天。張學良、張群的時間掐得很緊。作為主人，張學良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上午九時半，去飛機場接張群的轎車徐徐駛到大帥府小青樓前停下――這是大帥少帥先後的辦公樓。張學良下樓迎接。張群還是那副外交家的樣子，西裝革履，風度翩翩，兩人同時伸出手來，互致問候：“嶽軍先生好！”“總司令好！”“請！”張學良把手一比，帶客人上二樓進了他的小客廳。撩開掛在門上的珠簾，屋裡地上鋪著一條綠色地毯，正面是一套適宜坐下談判的沙發，中間隔一西式茶几。之下退兩步遠，一邊擺三把中式黑漆靠背坐椅。顯然，這間小會客廳帶有私密性質。沒有多的過場，兩人隔幾坐在沙發上，剛才觸及正題，在門外值守的機要副官隔簾報告總司令，楊總參議長有要事求見總司令，二張的眼光一碰。張群的眼光露出驚異、叩問。意思是，我們這樣重要的私密會談，你底下的人都敢來打擾、闖關，難道你的位置不穩？張學良的目光是溫和的、穩健的，流露的意思是，你放心！張學良略為沉吟，吩咐門外值守副官：“那就讓他進來吧。”
門上珠簾一掀，楊宇霆進來了。他左手掀著珠簾，眼睛看著坐在沙發上的南京來人，假意做出驚訝：“哎呀，真是不巧，我不知總司令在接客，打擾了，要不我等會再來吧？”
“就一起來談談吧！”張學良說著站起，給他們作了介紹，雙方象徵性地握了握手，都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楊宇霆坐在離張學良有兩步遠的那把中式黑漆椅上。
“你來得正好！”張學良對楊宇霆笑著說：“你是我們前朝和後朝的老人了，事情我也不背你。我正和蔣介石蔣委員長派來的全權代表張群先生，最後確定東北易幟問題。”
“東北易幟？什麼意思？”楊宇霆裝作不理解，故意這樣問。
“從今以後，無論是我們東北三省，還是作為諸如過去的東三省總督類似的行政區域，都歸屬於中華民國的大一統下，都服膺於服從於中央政府，你聽明白了吧？”
“總司令就不怕部下不服？”
“不怕！”
“總司令就不擔心日本關東軍干涉？”
“關東軍算個什麼東西？”說到關東軍張學良氣就來：“這支部隊早先就說好了的，是為保護他們的南滿鐵路而設定。說好了不干涉我們的主權、行政權。還有，這支部隊從設定那天起，就說好了，心甘情願當我們一條看門狗，他們有什麼理由，阻礙我們東北三省回歸祖國大家庭的懷抱？”一連串的問，問得楊宇霆啞口無言。張學良說段話的由來是：日本稱山海關以東的地方叫關東州。1905年時日俄戰爭日本勝，取得遼東半島南部地區實際管理權，他們稱這裡為關東州。當地有條南滿鐵路，其經營權當時歸日本所有。為保護這條鐵路，日本在這裡設定了一個師的兵力，這支部隊叫關東軍，以後逐漸擴大，最後關東軍擴充套件到14個師。關東軍在張作霖時期，一直聲稱，為張大帥防守北大門，防禦蘇俄的入侵。打著這樣的幌子，關東軍一再增兵，最多時候達到24個師，約70萬人，這支部隊最後成為南下侵華戰爭的主力部隊。
“總司令不覺得這樣作，有背於大帥初衷嗎？”楊宇霆以攻為守。
“大帥如果健在，想必也會東北易幟，幡然悔過。”
“何以見得？”
“因為時代變，人就得變。還是孫中山先生說得好‘革命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逆之者亡’。嶽軍先生的家鄉成都，有座著名的武侯祠，祠裡有清人趙藩總結三國時期諸葛亮治國理政的名聯‘不審時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這裡面最要緊的就是提示我們做人做事，最要緊的是四個字‘審時度勢’！”
看張學良是吃了稱砣——鐵了心，楊宇霆徹底失望了，他怏怏站起來說：“你們談吧，我先告辭了。”說時，注意打量了一下張學良，這天張學良軍裝筆挺，一頭烏黑的頭髮往後梳得溜光，英姿勃發，信心滿滿。時年26歲的張學良與兩年前楊宇霆眼中那個乳臭未乾的小六子相比，簡直是天上地下，換了一個人。
“鄰葛先生，你等一下。”張學良喚住楊宇霆。
“還有事嗎？”楊宇霆轉過身來。
“年關快到了，你通知一下各省省長，都回奉天，大家見見面，樂和樂和。你手中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先擱一下。”楊宇霆知道糟了，他的一切職權都被剝奪了。他無可奈何地點點頭，出去了。楊宇霆剛出去，張群就比起大指拇，連誇“總司令高明。”說“我原先就聽說這個人霸道，不想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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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霸道，而且壞。”張學良說他好不容易從北京回到奉天接父親的班時，在那個小型會議上，楊宇霆公然氣急敗壞地跳出來，說老帥的臨終遺囑上，總司令不是我張學良，這不是胡說一通嘛！大帥去世時，根本沒有留有遺囑，即是有也是口頭遺囑。大帥身邊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我二媽，一個是我媳婦于鳳至。”
“這個人總歸是個禍害，總司令準備如何處置？”
“嶽軍先生，你今天是聽到了的，對這個人我是苦口婆心，仁至義盡。如果他要一條黑走到底，我張學良只能為國為民，為東北的父老鄉親除害了。”接下來，二張關門詳談，談定了有關東北易幟的一切事情。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在奉天通電全國謂：“仰承先大帥遣志、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於即日宣佈遵守三民主義、服務國民政府、改易其幟！”從此，東北降下了原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升起了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此舉，標誌著奉系作為一個時代產物的結束。
隔天――30日，南京國民政府釋出，張學良為全中國陸海空三軍副總司令兼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手下重要將領張作相、萬福麟分別為東北邊防副司令長官。張作相（兼）、翟文選、常蔭槐、湯玉麟分別為奉天（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省政府主席。（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