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師甲支隊現在到哪了，有訊息傳回來沒有？”
總督衙門正堂花廳，吳可高居首席，下首水陸兩軍將領分列而坐濟濟一堂。
“回大人的話，甲支援目前還在伶仃洋上巡邏，預估等他們返回軍港還需十天時間！”立即有兩廣水師將領起身回答道。
“路上沒出什麼問題吧？”吳可滿意點頭繼續問道。
經過三年多少時間發展，眼下的兩廣水師已經今非昔比。
此時的兩廣水師分為甲，乙，丙三支分艦隊，平日裡分別駐紮於不同軍港，負責不同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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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支分艦隊都有兩到三艘，從西班牙或者葡萄牙購買到的風帆戰艦作為主力艦只，混合大小不一數量不等的遠洋戰船，組成實力頗強的水師主力艦隊。
風帆戰艦時代比的就是火炮已經戰艦數量，列強各國海上戰艦的戰鬥力差距還沒後世那般巨大。當然此時的海軍也是專業激素要求極強的戰鬥兵種，想要培養合格的海軍官兵不是那般容易就是。
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雖然敗於英國皇家海軍之手，但是底蘊擺在那裡所造風帆戰艦的戰鬥力還是極其可觀的，起碼三隻分艦隊聯合起來，就連英國駐紮於香港的海軍分艦隊也不敢放鬆大意。
而隨著兩廣對外貿易越發興盛，對各種型號商船的需求量大增，廣東和廣西兩省沿海造船業發展極度，眼下兩廣最好的船廠，已經能夠建造近百噸級別風帆商船，稍微改裝改裝便可作為海上戰艦存在。
對於民間造船業的扶持總督衙門可以說不遺餘力，除了替水師直接大批量採購大清特產小型戰艦以及各種輔助船隻外，還積極引導各大商行組建海上貿易商隊，平時作為商用戰時便可緊急加入水師戰鬥序列。
不過可惜的是，此時兩廣奉行低調謹慎政策，不喜張揚搞得天下皆知吸引了朝廷的關注，兩廣水蝨三支分艦隊駐紮於廣東和廣西兩省三處不同軍港，平日裡分別執行幾處不同海域的巡邏以及護航任務。
為了培養和純被大量合格水手，已經從合格水手中尋找有天賦的軍官種子，兩廣水師三年間的人數規模擴張了兩倍都不止，起碼又近萬沿海漁民青壯以各種名義加入水師，然後進行足夠強度的訓練後，分批次參與水師的巡邏和護航，有需要的話也會被拉到圍剿海盜的最前沿。
只是讓他大感可惜的是，朝廷在這期間本可組建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而且還掏了數十萬兩真金白銀，只是英國佬狼子野心想要控制這支艦隊，結果引起朝廷警惕寧可毀了這支由英國佬掌握的艦隊，也不願乳糖列強直接插手水師軍務之中，白白浪費了一次向近代海軍大踏步靠近的機會。
話說早在咸豐十一年五月間，恭親王奕訢奏請購買英**艦用於“剿賊”，奉旨諭允，並令湖廣、兩江、兩廣督撫妥籌。兩江總督曾國藩復奏，謂“購買外洋船炮，為今日救時第一要務”。
但是他這麼講，卻不是說只要購買了外洋船炮，就能在軍事上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而是想表達另一種意思：“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無者，世之常情也；忽於所習見、震於所罕見者，亦世之常情也。輪船之速，洋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
也就是說，對這些洋人“誇其所獨有”的“奇技淫巧”，咱們不妨聊備一格，作為擺設，及至日久天長，積少成多，君臣國人“見慣而不驚”，洋人也就“漸失其所恃”了。
此時所謂“中體西用”的說法風行，頗為後來全盤西化者詬病，曾國藩此時的態度則頑固到“用”一下也不情願，買來看看就夠了。
這種表面同意、骨子裡不以為然的態度，朝廷諸公自然看得出來，加之湘軍旋即克復安慶軍情稍緩，於是對購買船炮之事“遲之又久，未敢率行驟辦”。直到傳來太平軍欲購美**艦的諜報，迫於軍備競爭的壓力，總署才與洋人重開談判簽訂採購合同。
合同主要內容為：籌撥滬粵各地關稅，作為購船款，合同簽訂即預付一半，交驗後付清餘款。英艦駛至中國，由中國總兵官“總統”，兵弁從湖南、山東、滿洲招聘，酌情聘用一些外國（不限於英國）人作為舵手、炮手。合同從同治元年正月開始生效。
同治二年四月，自稱“大清國唯一海軍大臣”的李泰國（horationelsony）抵達北京，為交接軍艦作準備。由於對建設清國海軍抱有過分的熱情，他全盤否定了原合同除付款方式外的所有條款。
同時他還任命阿思本（sherrardos，borne）為艦隊“總統”，隨船帶來六百多名外國官兵，清一色“海龜”根本沒有放朝廷所言土鱉上船的意思。
這事哪成？
總理衙門“不勝詫異”，迅即“嚴詞駁斥”，“相持幾至一月”。
最後李泰國做了讓步，同意設立“漢總統”，將阿思本降格為“幫總統”，二人“均聽所在用兵地方督撫節制調遣”，共赴國難協剿金陵。原訂條款與此相悖者，做盡行廢除處理。
不過，總署在談判上取得了“巨大勝利”，具體操作尚需曾氏兄弟、李鴻章諸人負責，故總理衙門諮發各處，妥議妥籌。暗地裡商量如何排除洋人爭功。
曾國藩機敏，發現新合同明確了李泰國艦隊“協剿金陵”的任務。若然將來豈非要與湘軍同分克復南京之功？
這樣的事情，當然不能同意！
可是，僅自不願分功立言，格調未免太低，讓人笑話。看看國藩如何寸土必爭卻又不失風度的反駁。
他先重複一年前與朝廷形成共識的原則：“購買洋船之議，國藩嘆為救時第一要務，蓋不重在剿辦發逆，而重在陸續購買，據為己有，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
然後，譴責李泰國的毀約之舉，說他巧立名目，搞什麼“幫總統”，不過是排擠中**人，而讓外國人實際掌控艦隊，若真如了他的願，則“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處可怯之地”，結果則是中國花巨資購買輪船，卻仍然“不得為輪船之主矣”。
對此，曾國藩提出了兩個解決方案。
首先，我方應“虛與委蛇”，在對方“儀文不甚倨傲，情意不甚隔閡”的情況下，“漢總統”率清軍駐於我方習用的長龍與舢板，“幫總統”則率洋人駐於鐵甲輪船，分船同泊，“徐講統轄之方”。
但是，對方若“意氣凌厲”，“視漢總統如堂下之廝役”，則應施行第二套計劃，那就是“既不與之同泊，亦不復言統轄”，乾脆“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
你不是仗著幾噸銅鐵，誇奇炫獨嗎？我不是買定離手，不能撤注嗎？那好，我先照單全收，不傷和氣；然後移贈友邦另結交情。此時東南大勢已定，固不必借重其力協攻南京，你有什麼脾氣有什麼驕氣，我讓你發不到我身上。
而朝廷唯一的損失，“區區一百七十萬之船價，每年九十四萬之用款”而已，“以中國之大，視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
當然初一看，此番言論或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或是喪心病狂的官僚作派，但是要認識到曾國藩這麼說的前提，是預設李泰國公然毀約為既成事實，不得不曲為彌縫。
而曾國藩所以大發怪論，更是因為看透了事件的本質：總署實是屈服於李泰國個人的強囂，而非迫於英國政府的壓力。李泰國當時的身份是受僱於清廷的總稅務司，他如此深地介入軍購事宜，在其個人固有思出其位之嫌，在其職守必被越俎代庖之責。
可以斷定，李泰國此次改約，並非政府授意，而是個人即興。然而曾國藩在給總理衙門的回信裡，對這個判斷沒說一個字。因為他真能體會朝廷的苦衷：精通明斷如奕訢、文祥者，豈不自知？
而所以忍辱含羞如此，則在於他們並未掌握決策所需的足夠資訊。所以他們要向封疆大吏諮商，探聽下情，瞭解軍方實力是否足以支撐總署作出更改成議的決定。
曾國藩用荒誕派手法忽略掉總署諸公的尷尬，暗示可以決裂的信心，既儲存對方顏面，又提供解決方案，這種智慧，實在令人佩服。
十月，在“博採眾論”後，又經未來的總稅務司赫德（roberthart）居中斡旋，朝廷乃痛下決心在新一輪談判中採取強硬姿態，將英**艦、兵勇全部退回，英國且須歸還預付款；已經發生的薪酬、差旅等費用，則由中方支付；獎賞阿思本一萬兩銀子；撤銷李泰國總稅務司之職。
如此，本來朝廷採購的一支近代化艦隊，就這麼煙消雲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