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了一早上的朱瞻基的確又渴又餓，接過灌腸吃了幾口，端起茶杯一口氣喝乾了才覺得飢餓與口渴減輕了許多，不由得讚賞的看了一眼王振，心道：“這個王先生可比海濤那奴才細心多了？”
趁著喝茶這功夫，朱瞻基斷斷續續將眼前這份奏摺說了一遍，王振弓著身子聽得仔細，卻沒有立即答話。
朱瞻基見他不答話，微微皺了皺眉頭道：“王先生為何不說話？”
王振道：”“奴才不敢？”
朱瞻基一愣，隨即哈哈一笑道：“王先生不必擔心，雖說我朝祖訓太監不可干政，但那是洪武爺鑑於唐朝宦官權勢過大，把持朝政才定下的規矩，王先生又不過是小小的寫字太監而已，今日此舉算不得干政，你只管言語才是？”
在這宮中混了這麼多年，王振自知道洪武爺定下的規矩“太監不可干政”在永樂一朝早已名存實亡，朱棣因靖難時，太監跟著他立下不少戰功，忠心耿耿，故視他們為親信，設東廠，由宦官主持。宦官開始取得出使、專征、分鎮等大權，頻頻下西洋，出使附屬國，隨處都能看到太監的身影，永樂皇帝在的時候，礙於他的權勢，文武大臣多是不敢說而已，洪熙繼位的時候，那些御史，都察院開始抬頭，敢於干涉皇帝的私生活，雖被皇帝痛打了一頓，但畢竟是開了頭，如今新皇帝手段還不知如何，萬一是個鎮不住那些都察院、御史的主兒，今日多言，來日就是禍端，在宮中天子跟前伺候了這麼多年，可不是白伺候的，小心駛得萬年船。
朱瞻基對王振的印象極好，若不是陳蕪從小跟著他，用得習慣，還不一定讓王振在身旁伺候，見他一臉擔心之色，呵呵一笑道：“tai祖曾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一二，惡者常千百。用之為耳目，即耳目蔽，用之為心腹，即心腹病。駐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怨，你既沒有揣測聖意，亂用職權，何來幹政之說“
難得有這麼好機會，王振早就想表現一番，剛才一番言語，不過是不想日後被那些外臣抓住了把柄而已，此時聽皇帝如此說，最後的顧慮早已去得乾淨，忙磕頭道：“有陛下這句話兒，奴才便是被那些言官罵死，也在所不惜了！”
朱瞻基哈哈一笑，道：“不可誹謗言官，好端端的他們罵你做什麼？”嘴上雖說得眼裡，神色卻沒有半分的怪罪之意。
王振偷瞟了一眼，立即將提起的心放了下來。
朱瞻基這會兒正想聽人說說話兒，好緩緩思路，見他放心便道：“說說吧？”
王振心頭雖歡喜，但面上卻沒有表現出來，這樣的機會錯過一次少一次，下一次不知道還能不能碰上，他可馬虎不得，皇帝的事情說大也不大，這些時日他來往內閣，倒也聽了幾個閣臣在他不注意的時候說起過蘇州的情況，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說到底還是洪武爺用典過猛，在他執政的三十一年裡，大約有十五萬貪官人頭落地，全國十三個省從府到縣的官員很少能夠做到滿任，大部分都被殺掉了。“重典治吏”短期有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威懾作用逐漸削弱，既得利益階層不斷增多，最後不了了之。正如朱元璋所哀嘆的：我欲除貪贓官吏，卻奈何朝殺而暮犯！出現“天下繁劇難治之郡”有九，這九個州是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吉安、開封、溫州、瓊州。在這些州中，又數蘇州更甚，賦稅繁重，官員冗多而腐敗，百姓不堪負擔。蘇州地處要衝，周邊駐軍很多，駐軍的擾民問題也很嚴重，甚至公開在長江、太湖中搶劫商船，殺人越貨。此外，民風奢靡，重享樂、工巧取，妓院賭場遍佈大市小鎮，地痞惡少結幫團伙，橫行城鄉，社會風氣與治安狀況十分惡劣，在這種風氣下，蘇州就造成了大戶及巾靴遊談之士，例不納糧，納糧無增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擾不定的局面，而想要扭轉這種局面說難也不難，說容易也不容易，一聲竟不敢開口。
朱瞻基倒也不急，身為皇帝眼光自不一般，這奏摺的問題，他其實早已看明白，之所以想讓王振談談看法，不過是想心頭的那點主意還不確定而已，想多一個人說說，或許能有些好的建議而已。
約莫過了兩盞茶的功夫，王振才吸了一口氣，對著朱瞻基行了一禮，朗聲道：“洪武初，tai祖定天下官、民田賦，。。惟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賦稅看似重些，但那是洪武爺鑑於我大明社稷未穩，百廢待舉，北方又飽經戰亂災荒，國家財政急需該地區支援，他只能採取移民外出、興修水利、發展手工業等措施扶植生產，又透過臨時性的蠲免、降低官田科則、折色等手段進行社會救濟補苴說起來，這些號令對蘇松一帶大大有利，洪武四年，朝廷曾下詔“免江西田租”，其詔曰：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親率六師，南征北伐，……皆以中國精銳，屯守邊要，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黎庶，必資守邊之力，其於科徵轉運，事宜得已。念惟江西之民，土豪割據，狼驅蠶食，資財一空。歸附之後，供給繁重，已九年矣。兩浙歸附以來，貪官汙吏，害民肥己，亦四載於茲。今雖掃除，尚未甦醒。其免今歲秋糧。……事有緩急，故恩有先後。唯爾下民，體朕至意！“蘇州等地賦稅雖高，高的卻是留守的尋常百姓，他們為了完納苛重的賦稅， 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說到這兒，王振抬頭看了一眼朱瞻基，見他點了一下頭露出深思之色。心頭暗暗松了一口氣，這些話兒，這些時日他在內閣聽了不少，此時加以自己潤色理解，一說便說到了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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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道：“王先生所言極是，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為重租所困，民困於租而官不知恤，是重賦而輕人，此舉著實對蘇州百姓不公，可那些大戶只怕未必？“
王振本就是個機靈的主兒，一聽皇帝這話兒哪裡還不知該如何說了，急忙道：“陛下說的是，自我朝洪武始，透過遷徙富民、籍沒諸豪族及富民田等手段，促使江南地區大量民田向官田轉化，直接從土地上以私租額徵收剩餘產品，該產品兼具地租與賦稅兩種性質，所以官田稅額在數量上要高於民田，抄沒官田又高於古額官田。到了明洪武時期，不僅官田數量大幅度增加，而且官田賦額更高，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抄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所有官田都是租給農民耕種的，賦稅都需人民承擔，因此稅負奇重。洪武以後，官田數量極大地超過了民田，民田生產的糧食只佔1/15，官田是民田的十四倍，我朝當時全年的田賦收入約三千萬石，其中浙江一省大概要徵收二百七十五萬石，約佔全國的1/10；而蘇州一府七縣竟高達二百八十一萬石，超過了浙江六十六縣的稅額之和。蘇州共墾田劉萬陸仟零五十六頃，佔全國墾田總數的1。1%，而繳納的稅糧卻佔全國的9。5%，由此可見蘇州人民的負擔之重，不逃亡就會被困死，然後在我洪武一朝，蘇州賦稅極重，且尚能按時上交稅收，到建文帝即位後曾下詔： 國家有惟正之役，江浙賦獨重，而蘇松官田悉準私稅，用懲一時，豈可為定期？今悉與減免，畝毋踰一斗。 但其享國日短，成祖踐位後改革措施俱廢。我永樂帝北征蒙古、南蕩安南，遣鄭和通使域外，疏浚運河、營建北京，國家軍政耗費的增大，使得江南賦稅極大，拖欠還不大，如今才過洪熙一朝而已，賦稅累積如此之大，這其中固有百姓逃亡，但在奴才看來，多半是豪強猾吏舞文弄墨以奸求利，才造成了如此局面……？“
王振見朱瞻基沒反對，想起前些時候聽夏元吉說過，蘇州賦稅年年虧欠，除了百姓逃亡，豪強猾吏舞文弄墨以奸求利之外，第二個原因就是漕運管理混亂不堪，糧長“大斗進小鬥出”；沒有固定儲糧場所；沒有收運記錄等弊端，助漲了貪汙之風。正是由於管理不清，官吏們才有機可乘，徇私舞弊，貪汙成風，敲詐成性，更增加了百姓的痛苦，許多的百姓是餓著肚子種田，凍著身子織布，辛辛苦苦勞作一年，到頭來的收入還不夠繳稅——，又細細說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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