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柏青從二二〇廠回來，大家關心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如何按照董事會的章程開好董事會會議。經過努力，召開董事會的條件已經具備。應聲考慮得卻更多，董事會任命總經理、確認股份轉讓後，還需要完善哪些法律手續？他真感到有些困惑，崑崙山公司的事，縣裡盯著呢，不能有絲毫的馬虎和僥倖，必須認認真真的對待。他思來想去還是希望聽聽老同學於春的意見。
他關上辦公室的門，撥動了上海誠信律師事務所的電話。於春提醒說，董事會議的合法性固然重要，但會議後的細節要把握好。一是廠、村簽訂的股份轉讓合同，最好經過法定程序公證證明，如果今後發生訴訟，人民法院就可以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二是新任法人代表必須到工商部門進行變更登記，更換新的營業執照，這樣才能保證合法生產經營。
“咚咚咚，咚咚咚……”門外有人敲門，應聲不想開啟，他希望一個人關在辦公室靜靜的捋捋這些問題。
“應聲書記，我是老範。”
“哦，範鄉長，對不起。”應聲打招呼的說。
“為崑崙山公司的事壓力大吧？我剛剛聽你在電話裡說公證和法人代表的事兒，有需要的話你吱一聲，我說到做到，咱倆一起扛，你不要悶在一個人肚子裡，那樣會憋壞身體的。”老範善解人意的說。
“壓力是大，只要硬著頭皮頂住，我看天塌不下來。但是我們如果不能把事情做圓滿，落下漏洞，就是沒有外來的壓力，自己也會跨下來。”應聲憂慮的說。
“這話怎麼講？”老範不解的問。
“你看啊，村裡出了四百萬，二二〇廠拍拍屁股走了，我們的脖子卻都卡在縣裡。陳杰是工商局長，他怎麼會同意法人代表變更？再說公證處他們誰願意捲到縣、村的資產爭議之中，憑什麼要得罪縣領導，來為廠、村間的轉讓合同公證。”
“應聲書記，你的壓力比我大得多，你多考慮考慮股份轉讓的大事，這兩件具體事交給我試試。”老範主動請纓的說。
“範鄉長，這兩件事更大更難，縣裡一道指令下來，哪個部門敢為崑崙山公司辦事？”
“應聲書記，是這樣的。”範鄉長說。
老範的外甥女兒小龔是縣工商局企業登記注冊股的幹部，平時就是從事企業變更登記工作。企業登記股人手不足頻繁加班，工作人員怨聲載道，小龔產假也快到期了，陳杰多次催促她去上班。
老範想讓小龔預先做好崑崙山公司變更法人代表的材料審查工作。崑崙山公司董事會是上午召開，讓她下午去工商局上班，老範和老趙帶著董事會決議去工商局與她匯合，當場變更法人代表，更換營業執照。
應聲說：“這怎麼行？你這不是坑了你外甥女小龔嗎？再說，陳杰肯定會給企業登記股下死命令，不準為崑崙山公司辦理變更登記。”
“我這個外甥女從小到大都在我家長大，一直到考上了中專才離開我家，我把她當女兒。這件事不是坑她，是讓她幫舅舅做一件為了老百姓的正義之事。當然，陳杰也可能下令不讓變更，但是她剛剛上班不知道呀，我是想讓她打個時間差。”範鄉長認真的說。
“範鄉長，為了崑崙山公司的事，真要讓你們家做犧牲了。”應聲非常感激的說。
“你不要這樣說，作為書記承受的壓力和責任我也分攤不了，具體的事就讓我多做點。另外，關於合同公證的事，就直接找縣公證處主任金誠，估計他能夠幫上忙。”範鄉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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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公證可是件大事，縣裡知道了，追究下來，有可能他這個主任就保不住了。”應聲擔憂的說。
“他這個人不唯上，把名利看得很淡，只追求公平正義。不過，為了慎重起見，還是須要找他談一談。”老範介紹說。
“你安排時間，我也參加，這是求人家幫忙的事。”應聲說。
老範和金誠是縣委黨校中專班同學，黨校地址就在教育路邊。這條路雖然不長，也沒有什麼店面，平時冷冷清清，但是這裡聚集了縣城的四五所中等專業學校。
一位三十來歲的少婦向縣公安局報案，稱星期天早晨六點左右，她途經紡織學校附近，有個二十四五歲的男子，手提一隻帆布旅行包。先是突然緊緊摟住她，然後用力拽她去學校圍牆附近僻靜的地方，企圖施暴。她竭力反抗呼救，亦無濟於事。兩人拼命拉扯間，恰巧前方有位騎腳踏車的行人，她大喊：“大哥，救命！”這才倖免於害。
其時正值“嚴打”，也就是根據依法“從重從快，一網打盡”的精神，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
這是一起嚴重的強姦未遂要案，公安部門極為重視，成立了專案組，限期破案。根據受害者的回憶，畫出了犯罪嫌疑人的肖像，在教育路沿線單位張貼，可是沒有任何舉報線索。
專案組分析，犯罪分子可能隱藏在中專學校，就讓受害人到學校辨認，也無有進展。
後來把觸角伸向了縣黨校，老範組織中專班的全體同學到操場列隊，接受專案組和受害人的辨認。
當受害者走到金誠面前時停下了腳步，她對警察說：“有些像又不太像。”金誠立即被帶上了警車，並對其宿舍進行了搜查。警察欣喜的發現了一隻帆布旅行包，受害人確認，她當時看到，犯罪分子手上就是提著這只包。
案發時，金誠說他在宿舍睡覺，但沒有證人。因為週六下午同宿舍的其他同學都回了家，哪有人為他作證星期日早晨他在幹什麼呢？
警察認為金誠的體貌特徵與受害人描述的比較相像，受害者也說“有些像”。
那只帆布旅行包金城供認是自己的，而受害者也說她見到的就是這只包，這成了受害人指認的鐵證！
雖然金城反覆供述，此包已於週六下午借給了老範，次日下午才還回來的。然而，此時誰還能相信金誠的話呢？
在嚴打行動期間，公、檢、法三家是聯合辦案，共同審問，一次定刑，效率很高。金誠強姦未遂案很快被定案。
老範斷定金誠沒有作案，他去找辦案人員陳述包的來龍去脈。但辦案人員說，他自己都招供認罪了，再談論包的問題還有什麼意義？
據辦案人員介紹，最重可判金誠死刑。老範心急如焚，怎樣才能救金誠一命呢？
七十年代初中期，他曾經搞過外調證明材料，公社公安特派員吩咐他，確定犯罪事實必須要有“五何三證”，缺一不可，辦案的“五何三證”要素在他腦海中印像很深。可是當下，案發時，這只帆布旅行包明明在自己手裡，怎麼就成了金誠的犯罪物證呢？難道專案組的水平還不如七十年代的公安特派員？
老範回到老家，想讓見過他提那只包的人作證，寫一份實事求是的證明材料。
農村人沒有見過帆布旅行包，當時他提著包回家，在田裡勞動的人都像見到了西洋鏡而圍了上來看個究竟。他再回老家提起這件事時，鄰里鄉親誰不知道？他寫了一份證明材料，讓大家簽字蓋上螺印，還讓村組蓋上了公章。
他以班長的名義為金誠寫了一份申訴信，附上群眾證明材料，影印了二十來份，分別送達縣四套班子有關領導和政法委、公檢法司等有關部門，以及專案組相關人員。
金城的案件，縣裡本來是作為嚴打典型案件進行公開宣判的，由於老範的執著，宣判被擱置下來。
過了兩個月，紡織學校保衛科報告，有一個剛回校的學生酷似所描述的犯罪分子。
經審訊得知，該生因母親生病請假回鄉一週，於星期日大早提著帆布旅行包準備去長途車站乘車。走出學校大門進入教育路後，他看到附近有位少婦美麗動人，頓時產生歹念。回到老家後，他惶惶不可終日，又不敢去學校，便以母親病危為由向學校去電話請了長假。後來，他打聽到，已抓了個替罪羊，這才敢回學校的。在審問中，其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金城出獄後，抱住老範大哭了一場，其身心的疼痛難以言說……
從此，他立志要當一名法律工作者，一生為避免冤案和捍衛公平正義而奮鬥。全國律師資格開考，他就獲得了司法部頒發的律師資格證書。後來，他一直在律師事務所當律師。司法局為了發揮他的更大作用，硬做工作他才同意當了公證處主任。
應聲為金誠的不幸而唏噓，為他追求公平正義的精神而讚歎，他恨不能立馬會會這位公證處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