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孤信見石猛和楊逍二人沒有再發言，自己覺得再說下去也就沒什麼意思了，他便總結道：“從前朝人留下來的一些記錄中，我們可以約略領略到北宋鼎盛時期的汴京夜晚的盛景。如孟元老所著的《東京夢華錄》，當時已是南宋，對於他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況還是魂牽夢縈：‘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朱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鹹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據宋代吳自牧的《夢粱錄》和周密的《武林舊事》記載，南宋的都城臨安，其城郭之美，物品之豐，人煙之盛，商賈之富，娛樂之盛，並不亞於汴京。而‘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遊人始稀，五更鐘鳴，賣早市者又開店矣’的夜市規模，也遠超開封。前朝人的幸運，遠非大唐盛世的人能夠想象的。詩人劉子翬在北宋滅亡後，寫過一首《汴京紀事》詩，回憶了汴京夜生活的如夢繁華：‘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真可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昔日的繁華，今日的蒼涼，讓詩人感慨萬端。”
石猛道：“前朝人講究風雅，有‘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事，尤其是文人，時局穩當的時候，小日子過得那叫一個藝術。”
楊逍笑道：“宋人還真是風雅至極，宋人愛插花那是舉世聞名。我總覺得，恐怕再沒有一個時代的人比宋朝人更熱愛鮮花了。宋代每年春天都會舉辦盛大的‘花朝節’，《夢粱錄》記載：‘仲春十五日為花朝節，浙間風俗，以為春序正中，百花爭放之時，最堪遊賞。’花朝節出門賞花的市民往往萬人空巷。而宋亡後，花朝節則逐漸趨於沉寂。宋人還有‘簪花’的習慣，不論男女，不分貴賤，上至君主、士大夫，下至市井小民，都以簪花為時尚，‘雖貧者亦戴花飲酒相樂’（出自邵伯溫《聞見前錄》）。六月時節，茉莉花剛上市，‘其價甚穹（高），婦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數十券，不過供一餉之娛耳’（出自周密《武林舊事》），可謂愛美之極。洛陽是北宋時最著名的花都，牡丹盛開之時，地方政府會舉辦‘萬花會’（插花展覽）。張邦基《墨莊漫錄》說：‘西京牡丹聞名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為屏障，至梁棟柱拱，以筒儲水，簪花釘掛，舉目皆花’。另一個城市揚州，‘芍藥為天下冠’（出自蘇軾《東坡志林》），花開之季，揚州太守也會辦‘萬花會’。文人士大夫更是以插花為尚，許多首宋詩都寫到宋朝士大夫的插花時尚，如高翥的《春日雜興》：‘多插瓶花供宴坐，為渠消受一春閒。’蘇轍的《戲題菊花》：‘春初種菊助盤蔬，秋晚開花插酒壺。’楊萬里的《賦瓶裡梅花：‘膽樣銀瓶玉樣梅，此枝折得未全開。為憐落莫空山裡，喚入詩人几案來。’插花被宋人列為‘文人四藝’之一，《夢粱錄》稱：‘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閒事，不宜累家。’有些風雅的文人出遊，也要攜帶桌几，‘列爐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賞’。尋常人家也熱愛插花。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說：‘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大抵洛人家家有花。’其實‘好花’不僅是‘洛陽之俗’，宋人都愛在家中擺放一瓶鮮花點綴生活。《夷堅志》提到一名愛花成痴的市井女子：‘臨安豐樂橋側，開機坊週五家，有女頗美姿容，嘗聞市外賣花聲，出戶視之，花鮮妍豔麗，非常時所見者比，乃多與，直悉買之，遍插於房櫳間，往來諦玩，目不暫釋。’五月端午節，更是家家戶戶皆插鮮花，《繁勝錄》記載：‘（五月）初一日，城內外家家供養，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梔子花之類’，‘雖小家無花瓶者，用小壇也插一瓶花供養，蓋鄉土風俗如此。尋常無花供養，卻不相笑，惟重午不可無花供養。端午日仍前供養。’宋朝的商家，也喜歡用插花來裝飾酒店、茶坊，營造出高大上的優雅格調。《夢粱錄》記述說：‘汴京熟食借，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良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門面’。楊萬里的一首詩還寫到，簡陋的路邊小店也以插花為裝飾：‘路旁野店兩三家，清曉無湯況有茶。道是渠儂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宋代插花時尚的流行，催生出高超的插花技藝。有一篇宋人丘濬撰寫的《牡丹榮辱志》，介紹了怎麼插牡丹花的原則與技藝。丘濬將插花的配材分為主花、配花兩大類。不同的主花與配花按照一定的原則相搭配，可以組合成各種風格的插花作品。”
【新章節更新遲緩的問題，在能換源的app上終於有了解決之道，這裏下載 huanyuanapp.org 換源App, 同時查看本書在多個站點的最新章節。】
獨孤通道：“宋人喜愛的插花時尚，自然帶動出一個繁榮的鮮花市場。花卉種植與交易，在宋代之前是受到排斥的，被認為是華而不實的東西。然而宋代卻有無數人以種花、賣花為業，宋朝市民對生活品質的追求，宋代城市發達的工商業，使得原來‘浮偽’的花花草草變成了有利可圖的熱門生意，養活了諸多花農與花商。在東京，每至春天，‘萬花爛漫，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出自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著名的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便畫了兩處賣鮮花的小攤，一個在城內‘孫羊正店’門口，一個在城門外的路邊。旁邊有市民正在買花。反過來說，花市的繁華，也反映出宋人熱愛插花的盛況、市民對雅緻生活的追求以及人民生活的富庶與安逸。我少年時，讀陸游的詩‘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感覺到一種淡淡的惆悵，卻難以名狀。直至後來讀到《東京夢華錄》的一段話，突然之間才明白這惆悵是什麼：‘（東京）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晴簾靜院，曉幕高樓，宿酒未醒，好夢初覺，聞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懸生，最一時之佳況。’原來這清晨從樓下小巷傳來的賣花聲，寄託著一個時代的如夢又易碎的繁華，近在眼前，卻轉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