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逍道：“單純地從諡法上來說，‘文’這個字並沒有固定的配合字，像張昭、司馬昭、宇文泰等人，都單諡一個‘文’字。東晉的王導，諡號是‘文獻’。整個東晉，只有他一個人諡‘文獻’。司馬光認為文是道德博聞，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極至。經過他的宣揚，文正從此以後被認為是人臣極美的諡號。皇帝不肯輕易給人。宋朝得文正諡號的有李昉、范仲淹、司馬光、王旦、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蔡沈共九個人，足以見其難得。”
石猛也感慨道：“一個人前前後後活幾十年，一心想的就是官家給的那一兩個字，既是極高的榮譽，又是可悲的！”
獨孤信也跟著說道：“可不是嗎？一個人一生不管多麼轟轟烈烈的，不管立下多大功勞，那一兩個字能真的概括的完嗎？文人做官以後，夢寐以求地想得到一個諡號，那就是‘文正’。而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是不會輕易地把這個諡號給人的。在歷史上，能得到‘文正’這個諡號的人，大多都是當時文人敬仰的物件。難道沒有得到‘文正’這個諡號的文人，真的是道德不行或者是水平不夠嗎？這似乎說不過去吧？”
獨孤信的看法，得到了楊逍和石猛二人的認同，雖然一般人都有一個“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的人生理想，可是若沒有得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文正”，難道這一生就白白浪費了嗎？
楊逍首先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不無憤慨地說道：“一個人往往得到的認同與自己所做出的貢獻是極為不相符合的。很多人一生忠君愛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卻一生鬱郁不得志，最終也是客死他鄉。雖然同僚和百姓對他非常認可，可是皇帝卻對他不認同，不重視。”
石猛道：“歷史上這樣的人可多了，前朝大文豪蘇東坡先生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詩詞文章可以說是蓋世無雙，最終也沒有得到一個官方給的‘文正’。有人說周文王諡文，范仲淹諡號範文正公，蘇東坡先生的諡號是文忠公，不錯了！因為在他們看來，諡號為‘文’，是國君及大臣給的很高評價。蘇東坡先生一生坎坷，他四十三歲時曾因‘烏臺詩案’被宋神宗下令逮捕入獄，後來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晚年又因黨爭被宋哲宗貶到儋州，宋徽宗趙佶即位後朝廷頒行大赦，蘇軾被召回朝廷，但北歸途中就去世了。去世一年後，又被宋徽宗趙佶全部剝奪了他在世時的一切官銜，更未獲得朝廷任何諡號，還被列入‘元佑黨人碑’。宋高宗趙構即位後，大力尊孔崇程(程頤的儒學)，且大開黨禁，對北宋保守派大事褒揚，由奸臣蔡京弄出來的‘元佑奸黨’得以昭雪，被列入‘元佑黨籍’的保守派官員們，陸續得到追贈諡號或官職，改稱為‘元佑忠賢’，宋高宗趙構還為他們大翻其案，其中就有蘇東坡先生。至於為何給東坡先生的諡號是‘文忠’，應是因東坡先生明於道德，見於文章，博覽群書，著書立言，文章卓然自成一家，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自然諡‘文’；且性格上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不避人之怨誹詛疾，忘身履危，按《諡法》‘廉方公正曰忠’，自然為‘忠’，加‘忠’以麗‘文’。”
獨孤通道：“《逸周書·諡法解》中對諡號也解釋的很清楚，就是古代立有大功的臣子死後，君王會賜給他們‘善號’來表彰功績。早期的皇帝和大臣都用諡號，後來皇帝採用廟號，諡號就逐漸成為大臣的死後榮譽，諡號用字極為考究簡短，可謂是漢字註解的精華，畢竟一個字或者數個字，就濃縮地概括了死者的一生，每一個字都意義深遠。而且大臣們也把這種諡號當成了終極榮譽。”
楊逍道：“能得到‘文正’這個諡號的人，不管是本諡，還是追諡，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他們都是在文壇聲名鵲起、在政壇功績斐然、在民間深受敬仰的人。況且歷朝歷代都有著對得諡號之人身份、地位的要求，像漢朝和晉朝初期都是‘非侯不諡’（所以衛青諡號是烈，王子安在《滕王閣序》中寫到的‘馮唐易老，李廣難封’二人之一的李廣，就沒有獲得諡號），晉朝中後期則是非高官不諡，唐宋兩朝則是三品以上才能有諡，所以得諡者本人身前的職務就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唐宋以後，因為人們對諡號的重視，於是諡號就成為了皇帝駕馭群臣的手段之一。諡號的作用也被無限的誇大，讀書人大多重名節，能做到高位的人更是在意這些，於是死後能得到什麼樣的諡號，是很多人一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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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猛覺得楊逍說的非常有理，便順著楊逍的話頭道：“想要得到‘文正’這個諡號，也是沒那麼容易的。宋仁宗時，皇帝的授業恩師夏竦去世，禮部擬諡‘文獻’(跟王導一樣)，宋仁宗感念老師，隨手改諡為‘文正’，結果因夏竦私生活奢侈無度，遭到群臣強烈反對。負責考功的劉敞提出抗議：‘諡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後，仁宗無奈只能改諡夏竦為‘文莊’。”
獨孤信接著道：“漢字是字音藏義、字形藏理的，文化的‘文’加正直的‘正’是政治的‘政’字。我們再回頭去看這些人在歷史長河中為世人所留下的光輝軌跡。范仲淹，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為政清廉，剛直不阿，官至參知政事，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千古絕唱，遺《範文正公集》傳世。而文化的內涵無比豐富，粗略瀏覽便可看到十幾種定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學術界也是意見紛紛，莫衷一是。‘文’之一字，我們姑且說它為文字、文章、文學、文藝、文化，都是界定內的合情合理，無可厚非。不管是文字、文章、文學、文藝它都是文化的一種形式而已。魏文帝曹丕在《典論·文論》中有言曰：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他認為文章有兩大社會功能：一是‘經國之大業’，有利於治國；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於立身。這是首次將文學與治國大業和自我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連結在一起，富有一種威嚴浩大的帝王氣，使得文學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為文學的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習文以養浩然正氣，‘文’、‘正’相融以從‘政’。李昉、范仲淹、司馬光等人，博學多才(文)而又直道不撓(正)，最終蜚聲文壇、顯赫政界、留名後世，若無其文抑或不足以為政也。古為今鑑，我們當勤以廣才，善養正氣，以他們為榜樣，做一個有文采又百折不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