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猛心想，自己現在還在養些病，反正閒著也是閒著，不如讓東家幫他找點書來看看，一來可以打發時間，二來可以想想治理煙瘴的辦法。
石猛這一找還真是找到了點子上，這個東家常年走此路販賣貨物，對這害人的瘴氣也頗為頭疼，恰好手頭有一些關於這方面記載的書籍，其中醫家理論認為，瘴氣多指南方山林中溼熱蒸鬱能致人疾病的有毒氣體，因為山中多為溼熱，蚊蟲較多，不適應當地氣候的人多半會感染瘧疾。
一般看來，瘴氣不僅僅是一種疾病，而是更多作為一種文化概念被人們認識。瘴氣其實是北方人們對南方地區的主觀認識，這種認識多半是由於臆想而誤解產生，其中還夾雜著地域偏見和族群歧視。
瘴氣又稱煙瘴，最早見於南朝史學家范曄所著的《後漢書·南蠻傳》：“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者十必四五。”《三國志平話》中也有記載：“言不聞蠻景煙瘴，蘆水蜈蚣巴蛇，乃蠻地毒物。”南方地區多雨潮溼，氣候炎熱，是瘴氣的多發地區。
瘴氣是南方山林的有害氣體，多發於春末到秋末時期，在更為炎熱潮溼地方，瘴氣一年四季都有。一般的醫書裡只是籠統地解釋為惡行瘧疾。
歷朝歷代的人們也對瘴氣的形成原因做出了諸多猜測。有的認為“嵐霧作瘴”，就是山裡的霧氣積結不散引起的瘴氣，這是普遍的說法；還有人認為“大概瘴之本，必由蟲也。”，認為“蟲”是瘴氣形成的根本原因。
儘管瘴氣的形成原因成謎，但是因為瘴氣所導致的結果只有一種，那就是“不習而冒之，輒病而死者什常七八。”就是陌生之人最易為瘴氣所傷，甚而喪命。
對瘴氣的固有觀念一直存留在人們記憶中，甚至影響人們對環境及人群的認識。人們普遍認為萬事萬物皆有陰陽。這種二元對立的觀點一直影響著人們對於事物的看法。人生來就稟著陰陽之氣，這種陰陽之氣不能偏駁，它甚至影響到人們的德行。
人們所居住的環境產生的陰陽之氣，對人有著決定性因素，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對於煙瘴偏頗的理解，讓人們對於煙瘴之地存在著一定的誤解，甚至對煙瘴之地的居民也產生了歧視，認為他們：“急則來歸，緩則叛去，”這樣的行為毫無誠信可言。“原臧溫暑毒草之地”，“與禽獸處”，與禽獸一樣未開化。
這些“西南諸蠻夷”在中原統治者眼中，“狼子野心，冥頑不靈。”“反覆無常”、“陰狠毒辣”。這樣赤裸裸的歧視，在古代文獻中可謂是屢見不鮮。
古人沒那麼多的彎彎繞，什麼土薄水淺，什麼林木蒸鬱，什麼毒蛇盤踞，都可以用“瘴”字一言以蔽之。總的來說，瘴氣是多種疾病的綜合體，是地理、醫學、氣候等多重因素下形成的文化概念。
到了唐代，‘瘴氣’在概念上使用得更為隨意。唐詩中隨處可見這樣的詩句，比如唐朝中晚期的大詩人白居易所作《送客春遊嶺南》詩云：“瘴地難為老，蠻陬不易馴。土民稀白首，洞主盡黃巾。”瘴氣出現在白樂天的詩裡，更多的是文學宣洩，而非嚴格的疾病學概念。
到了宋朝，隨著對南方地區瞭解的逐漸加深，人們終於開始從醫學角度來解釋瘴氣了。比如蘇軾和沈括合著的《蘇沈良方》裡面就說：“瘴疾皆因脾胃實熱所致。”
從瘴氣的歷史沿革中就能看出，“瘴”字出現的時代雖晚，但南方卑溼暑毒，容易致人疾病的觀念卻早已深入人心。在北方有關南方風土的諸多觀念中，瘴氣始終是一個鮮明的符號，這恐怕也是人們談“瘴”色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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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猛翻看了許多有關瘴氣的書籍，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南宋以前的歷朝歷代，人們提起瘴氣，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提到煙瘴之地，都是畏之如虎。
可是到了南宋朝，瘴氣慢慢地沒有那麼可怕了。隨著北方人的不斷南移，他們也把先進的農業技術帶到了南方。農民填平窪地、排幹沼澤、消滅積水、開墾土地，把煙瘴之地變成了肥沃的農田。
因為以前的這裡人煙稀少，所以煙瘴叢生、毒蟲蛇獸遍地走。這個是非常不適合人們生活的。隨著北方人口大量南遷，特別是農業生產（燒荒種地，開墾良田）的大量進行，這些所謂的“煙瘴之地”人口急劇增加，千百年發展下來，自然而然就把當地的生態環境給改變了，人們從事農業生產的同時消除了毒蟲蛇獸，自然也就沒有了煙瘴叢生的現象。
石猛終於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他興奮地合上了書，讓夥計請東家過來，他迫不及待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恩人，我找到治理瘴氣的方法了！”
東家雖然眼睛裡放了光，但是說話還是慢條斯理的：“少俠莫要著急，你且說說看。”
石猛清了清嗓子道：“這裡人煙稀少，所以煙瘴叢生、毒蟲蛇獸遍地走。若是發動老百姓們填平窪地、排幹沼澤、消滅積水、開墾土地，把煙瘴之地變成肥沃的農田，瘴氣就會被消滅。況且自古以來的煙瘴之地，並非不適合人們居住和生活，只是人們心中畏之如虎，不願意移居。而且嶺南和西南這些所謂的‘煙瘴之地’物產豐盈，早在戰國時期，嶺南百越之地就是楚國的重要貿易夥伴。除了‘茶晶’，當時不少風靡各國貴族圈的奢侈品原料都是產自嶺南。例如《準南子·人間訓》中提到，‘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使尉屠雎發卒五十萬。’前朝大文豪蘇東坡生性放達，為人率真，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亦雅好遊山林。惠州地處嶺南，氣候溫暖，一年四季瓜果不斷，其中尤以荔枝、龍眼、柑橘、楊梅等甜果類出名，雖遭貶謫，外人看來是流放煙瘴之地，而嶺南的物產風貌對蘇東坡來說，卻猶如人間仙境，他在此地並沒有表現出貶謫的落魄潦倒，而是如魚得水般地大飽口福。期間，他更是賦詩一首來表達他對惠州的喜愛，甚至有些樂不思蜀的感覺：‘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只要人們破除偏見，合理利用和開發，這煙瘴之地也是很有可能變成天府之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