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醞釀鐵路收歸國有，終於激起四川民變，四川成立了一個政治團體“保路同志會”。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會成立之後，現場推選出了一位歲的翰林院編修伍肇林，前往四川總督府提出請願要求。其實不同意鐵路國有的豈止是一個老翰林，就連線見這位民意代表的四川總督也很有意見。這位總督王人文也是進士出身，他接見了老翰林之後，當即表態，“諸君不畏死，吾又何惜一官，願與川人同進退”。這位總督說到做到，立即上書朝廷彈劾提出鐵路國有的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理由是“愚笨的施政造成民怨沸騰”。
當時四川保路同志會最主要的幾類人群，第一類是知識分子，稱為清流，一聽說要向外國人借錢，馬上想起了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和甲午海戰，國恨家仇油然而生。第二類是商紳，在川漢鐵路裡有大量的資金投入，國家不賠不退，當然不樂意了。第三類是百姓，地方的鄉紳巨股投資鐵路，老百姓也湊了小錢，跟著投資，鐵路國有等於沒收了他們的投資，他們只能拿著扁擔鋤頭上街跟政府玩命了。還有第四類人被政府視為“亂黨”，這裡面包含了革命黨和憤青，希望趁亂弄出反清共和的大業來，當然也有一些是街頭混混，想藉機打砸搶。後三類裡面都有不少會黨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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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每逢動盪，無非都是理想和利益交織，思考與盲從並存，而且這四個因素缺一不可，否則就難以成事。
1911年8月，川漢鐵路一個路段的修建工作被強行接收了，保路同志會一發動，成都就開始了罷課罷市，百業停閉，交易全無。為了保證鬥爭的合法性，成都街頭出現了一道奇景，市民、商人和紳士們頂著光緒皇帝的牌位，旁邊則用大字寫著，光緒皇帝曾經頒佈的上諭“川路仍需商辦”。成都的罷課罷市之後，很快發展到了全省規模的抗糧抗捐，局勢失控。清廷於是將四川總督王人文罷免，調了素有“屠夫”之稱的趙爾豐入川。面對“嚴重彈壓，毋任囂張”的朝旨和街頭民眾頭頂的先帝牌位，趙爾豐左右為難，進退失據。朝廷也失去了耐心，督辦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被任命帶兵前往四川，一場屠殺已經是箭在弦上。
保路運動：經濟排外主義、地方主義與立憲派的結合
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註定失敗，表面上看這是保路運動所致，其深層次原因乃是經濟排外主義思潮、地方主義勢力與諮議局的抗爭。保路運動是這三個因素的產物。
首先，保路運動的思想基礎是經濟排外主義。經濟排外主義已經認識到工業文明的強大力量，所採取的是文明排外。它想當然地認為，只要激發中國人的民族危機感與愛國良知，中國實業發展所需要的全部資金、技術與管理問題就能迎刃而解。這種思維方法與價值觀，源於中國傳統的“人心正，則天下無不正”的思維價值模式。他們幼稚地認為，把鐵路問題“道德化”，就會把“商辦”等同於“愛國”，把“借款國有”和“賣國”掛鉤，從而佔領道德的高度，對其進行指責和抨擊。
其次，經濟排外主義被商辦公司的地方主義與保守勢力所利用，也為保路運動提供了動力和支援。這些地方勢力以“愛國主義”的口號，來抵制清朝政府要求鐵路建設中央集權化的努力，以“反對外國資本侵奪中國主權”為理由，來抵制鐵路國有，維護地方集團的利益。他們利用民眾中的樸素愛國主義情緒，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
這些地方勢力與經濟民族主義者，成功地利用了地方諮議局的力量。諮議局成為他們發起保路運動的大本營。
更為重要的是，各省報刊均掌握在立憲派手中。他們深受經濟排外主義與地方主義思潮的影響，與諮議局互通聲息。清朝政府的任何中央集權的政策行為，都會引發地方諮議局與報刊的猛烈抨擊與一致抵制。
在這種形勢下，大眾受到報紙雜志和社會輿論煽情性的“話語轟炸”，一點也不想站在政府一方來考慮鐵路國有的動機和訴求目的。在政治分歧日益擴大的危急時期，保路運動引發了反對派與政府更為激烈的抗爭。（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