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五六月間，清政府決定將民營鐵路收歸國有，此舉徹底激怒了各地民間人士。政府事先放風修鐵路的錢以後要靠外國借款，訊息傳出後，湖南、湖北、廣東等地的士紳民眾紛紛要求朝廷收回上諭，並聲稱如有外人強事修築，必立即集全力抵抗，釀成巨禍亦在所不顧。
湖廣民眾公然威脅政府，說明清廷在毫無威望的情況下還企圖與民爭利，老百姓被逼急了。不過說到與民爭利這個問題，又很有意思，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在盛世搞大工程是文韜武略，而到亂世搞大工程往往變成與民爭利呢？
其中有經濟上增長紅利的這個概念，盛世必然經過前一段時間的韜光養晦，國力儲備足，國家經得起折騰，修個運河、打幾次仗，再加上官員貪汙腐敗，也不會動搖根本。
但是到了經濟衰退期，像清王朝從1840年開始，幾次敗仗打下來國庫被掏空了不算，百姓也搞窮了，國弱民窮，清廷的經濟舉措往往是與民爭利，這就必然導致民變。
其後的事態發展完全超出了清政府的預料，先是湖南、湖北和廣東的民間人士又是請願又是示威，狠狠地鬧了一場，但是朝廷不為所動。有人認為是湖南巡撫楊文鼎和湖廣總督睿澄對付鬧事有一套好辦法，或打或拉起到了成效，但根本上還是利益在作祟。在清廷的鐵路國有辦法裡，對湖廣兩地是比較寬厚的，民間資本有的退錢，有的換成了股票。但是對於另外一個大省四川來說可就太不公平了。
因為四川之前修鐵路花銷太大，賬目又糊塗，為了表示懲戒，清廷對四川的集資款一概不退。這下婁子捅大了，川人的火暴性格豈容官方這樣明火執仗的搶奪呢？
1911年6月17日，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會”，會上幾位川籍的首領當眾大哭，超過了0分鐘，直哭得山河淚下，日月無光，還有人更是高聲喊出了“川漢鐵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國也完了”這樣非常有煽動性的口號。
一時間群情激憤，數千人臨時決議到總督府衙門去向父母官四川總督王人文請願。一場民變已經在所難免。
保路運動中的溫和派與激進派
清政府將川漢商辦鐵路收為國有，這道上諭於5月初到達成都。當時，在商辦鐵路公司內部，存在著溫和派與激進派，兩派意見不一，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溫和派以在京的資政院川籍議員蕭湘為代表。他們已經敏銳地認識到，商辦鐵路實際上已經破產。但他們認為，透過反對國有的態度和立場，可以向政府提出更高的要價，以爭取更多的補償金。這一實際利益才是驅使保路運動的內在原因。
溫和派“以索還用款為歸宿，以反對國有為手段”。
激進派的代表人物是羅綸。由羅綸等400餘人共同簽名並由王人文代奏的奏摺，反映了激進派人士的基本觀點。他們認為，鐵路國有就是與民爭利。即使鐵路收回國有，也不能借外債築路，因為外債會讓外人干預中國的財政。即使不得不借外債，也不能讓外人擁有抵押權，因為外人一旦擁有抵押權，鐵路就等於送給外人了。”外人占人幹路，扼我財權，足招亡國之禍。
構成保路運動中的激進派，主要是一些熱血青年學生與中下層的士紳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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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並不是腰纏萬貫的大股東，他們對如何從政府那裡獲得更多的還款問題，並沒有多大的興趣。另外，他們也不瞭解商辦鐵路過程中的種種困難內情。說他們反對鐵路國有政策，更多的原因是不相信外債。在他們看來，任何與外國商人與銀行相聯絡的經濟合同，都是不公平的。
從激進派身上可以看到到清議派的影子。自兩宋以來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就傾向於清議。清議指的是公正不阿的輿論力量。它有兩重意義，一是遵循並效忠於剛正的道義原則而形成的議論；二是指在野的時望人士對權貴的抗爭態勢。清議對政治權貴的抗爭，主要透過社交集會、發表文章以及地方輿論形成的壓力來影響政策，並不走達官貴人路線。
保路運動中激進派的清流遺風，同樣是“陳義甚高”，並熱衷於不切實際的大言高論。不過，保路派中的清流士紳，則以經濟排外的民族主義封閉原則，以無條件地排斥外國貸款，以及“路亡國亡”的激進口號，作為他們所理解的愛國主義的信念支柱。
當溫和派意識到朝廷的舉措無法讓他們得利時，激進派最終取得上風，一場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就此在川地拉開了序幕。（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