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1年6月17日成立的四川保路同志會，是典型的民間結社行為，清政府當時對於這種民間結社，是什麼態度呢？在一百多年前，人們這樣做是不是合法呢？答案是合法的。在大清的後期，中國人已經可以合法地成立社團，大清《戶律》規定聚眾十人以上，只要攜帶武器的，至少要發配兩千裡，另加杖責。另外清朝的《兵律》裡也寫了，集會的時候浴血定盟焚香結拜的，也要杖責。這就是說當時清朝的規定，集會可以，但是有兩條，第一不許帶武器，第二不許結拜兄弟。
1908年清政府弄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之後，規定了大清子民享有的合法財產權、居住權、言論著作權、集會結社權、人身安全權，也就是說在一百多年前大清的統治下，中國人在法律上已經享有了這些基本人權。儘管大部分中國人當時還沒有人權的概念，朝廷也沒有認真地落實民眾的這些權利，但無論如何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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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一個月裡，成都保路同志會就發展到了將近十萬人，緊接著各行各業各階層的分支機構也相繼成立，比如女子保路同志會、學界保路同志會、商界保路同志會、小學生保路同志會等。在當時保路會的首腦中，很多人是立憲派，他們對於保路運動的定性也很有意思，叫做“罪在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一人，與我皇上無干，與四川以及他省官吏無干，與洋人無干”。他們打出了“文化爭路”的旗號，並且決定在1911年8月1日，組織代表到北京去見皇上請願。
這次集體上訪組織得很有聲勢，出發的時候據說成都有萬人送行。這次上訪也以徹底的失敗告終，他們被以擾亂jiao通秩序罪，押送至原籍。然而朝廷的袞袞諸公還是不明白，“文明爭路”已經是老百姓給他們的最後機會了。
清政府與保路運動的衝突的兩極化
四川商辦鐵路公司既有溫和派與激進派之爭，清政府這個時候火上澆油，反而激化了矛盾。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不願意承認四川商辦鐵路公司虧空部分股資，這種態度激起各方強烈不滿，從而使商辦派內部的分歧反而趨於統一。保路運動中的溫和派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與威脅，於是和激進派一樣，變得態度強硬起來，認為政府“不但奪路，並且謀財”。
在這個背景下，清政府與四國銀行簽訂合約，這一份合同被民眾視為喪權辱國的“賣國契書”。在地方輿論的煽動下，民情更加激昂。激進派成為保路運動中的主流。四川商辦鐵路總公司召開動員大會，討論決定，早年光緒皇帝御準川路為川人自辦，不能收回國有，如果政府執意收回，川人將抗爭到底。大會結束之後，成都正式揭出“保路同志會”的招牌。各州縣的保路組織也公開活動。保路運動開始在四川廣泛開展起來。
為了避免局面進一步失控，四川護督王人文向朝廷請求順應川民的要求，收回成命。但是攝政王載灃一反常態，堅決不予讓步。為了維護朝廷威信，他發出嚴詞斥責。他堅持認為，鐵路國有、民有、急辦、緩辦，這個都可以商量，但政策既定，就不能反覆。
當王人文再次向朝廷上奏表明自己的看法，甚至指名道姓地指斥盛宣懷“欺君誤國”，認為借款合同喪失利權太大。在電文中他還陳情：“大會到會一千餘人，一時哭聲震天，座次在後者多伏案私泣。臣飭巡警彈壓，巡兵聽者也相顧揮淚。日來關於鐵路合同攻難之文字演說紛紛四出，禁不勝禁，防不勝防。”
不過清朝政府的態度並沒有緩和，整個形勢劍拔弩張，並迅速兩極化。
事實上，清政府在推行鐵路國有政策時，地方官員就預感到可能引發**的危險。所有重要地方大員處理四川鐵路問題的態度，都與朝廷僵硬的做法相左，這不是偶然的。然而，他們的態度反而激怒了當政者，甚至被扣上了無能的帽子。
處於火山之上還不知道變通，朝廷主政者已經完全喪失了對現實民情的感知能力。對即將發生的**，他們也就完全亂了方寸。（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