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魯迅將自己幾年來發表的小說編成文集《吶喊》付梓排印，這時候魯迅在北京居住了已經整整十年了，這十年中，他曾經是心灰意冷，選擇了沉默，但是最終選擇了吶喊。
魯迅青年的時候，曾經抱定了療救中國國民精神的希望，在《吶喊》的序中，魯迅談到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棄醫從文的經過，當時在課堂上放映的影片中，幾個強壯的中國人看著同胞被殺頭，卻帶著麻木的神情，這讓魯迅立志提倡以文藝運動改變國民的精神。
從日本回國以後，魯迅曾與幾個朋友創立了《新生》雜誌，但是沒想到不但沒有受到鼓勵，而且連指責都沒有。這讓他感到寂寞，甚至更有人攜款潛逃，更讓他心灰意冷。
191年，中華民國成立，魯迅受教育總長蔡元培的邀請，到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部做了一名部員。不到一個月，他目睹了政局的更迭，孫中山辭職、袁世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後來政局就越來越不堪。魯迅自述，經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1917年1月，陳獨秀等人在《新青年》上引領了文學的革命，此時魯迅沉浸在故紙堆中，他在日記中大量記載了購舊拓本、蒐集古籍一類的事。文學革命的主將之一錢玄同，是魯迅留日的老同學，找到了魯迅，竭力約請他給《新青年》寫文章。魯迅一直沒有送稿，錢玄同常找他催要。
魯迅曾經反問《新青年》的這些朋友，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被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都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嗎？對方答道，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魯迅從中感到了希望，他寫了《狂人日記》，此後還陸續推出了另外十餘篇，像《孔乙己》、《藥》、《阿Q正傳》等著名的小說，成為中國現在白話小說的奠基之作和經典之作。
據魯迅回憶，陳獨秀是催促他作小說最著力的一個。190年9月，陳獨秀在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就提到魯迅的小說實在是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建議他從《新潮》、《新青年》剪下來訂正，最後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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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後來出版《吶喊》，便和陳獨秀的鼓勵是有很大關係。《吶喊》是魯迅的第一部小說集，是中國新文學的奠基之作，對中國後來的文學和思想影響極大。
陳獨秀對魯迅創作的促進作用
當年，在周氏兄弟中，周作人較早地接觸了《新青年》，作為《新青年》的編輯陳獨秀自然也就與周作人聯絡比較多。後來因為陳獨秀和胡適之間的矛盾，陳、周之間因為積極配合，則關係越來越密切。
魯迅與陳獨秀的書信往來較少，陳獨秀的名字見之於190年《魯迅日記》只有兩次：一次是在190年8月7日：“上午寄陳仲甫說一篇。”這裡的“說”，是指他剛創作完成的短篇小說《風波》。一次是在11月9日，“下午理髮。寄仲甫說一篇”。（《魯迅全集》第14卷，第9～99頁。)這裡的“說”是指其譯作《幸福》。兩次都是為寄稿事。而陳獨秀之兩次將魯迅、周作人並列回覆，其中一次也是對魯迅寄稿的答覆。
後來錢玄同在《新青年》的時候，經常向魯迅約稿，陳獨秀也不斷索稿相逼，這對魯迅“五四”時期的創作衝動有極大的促進作用。魯迅與錢玄同因為同為章太炎的弟子，其密切關係為人們所熟知。魯迅與陳獨秀的關係，不太為人們所重視，閱讀了上述陳獨秀給周作人的信，我們即可看出陳獨秀對魯迅創作的鼓勵和重視。
魯迅逝世後，陳獨秀撰寫的紀念文字《我對於魯迅之認識》：
世之譭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發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啟明先生；然而他們兩位，都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哪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這是我個人的私見。
（摘自《我對於魯迅之認識》，作者陳獨秀，原載上海《宇宙風》197年月1日十日刊第5期。）（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