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清朝政府在文治武功，都已經顯示出了末世之象，內外交困，偏偏還總有些人想當那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草，這群人就是報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道理，是歷代統治者都很明白的。大清的專制統治儘管是極為嚴厲，但是迫於形勢，還是在1908年訂立了《大清報律》，雖然允許民眾辦報，但是朝廷對於報紙的控制和管理手段很多，包括限制出版，防患於未然，禁令如毛，動輒以言入罪，迫害報人。
但是壓迫愈深，反抗愈烈，《大江報》事件的發生，對於大清的最後統治是狠狠的一擊。《大江報》這個報館設在武漢，實際上只有兩個報人，也就是詹大悲和何海鳴，兩人都是堅定的革命黨。在清朝還沒有敗亡的時候，這兩位已經剪了辮子。《大江報》的讀者主要是新軍的士兵和下級軍官。該報每天都有時評，文風辛辣尖銳，最著名的兩篇爭論文章，一篇是《亡中國者和平也》；另一篇更著名的是《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後者的署名是“奇談”。全文僅三百來字，一開始就寫到：“中國的情勢，事實皆現宕機，處處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為，然猶上下醉夢，不知死期降至。”
文章結尾高呼：“故大亂者實今日救中國之妙藥也。”所謂大亂就是革命，只有革命才能救病入膏肓的中國。這篇短評不僅在辛亥革命前震動了全國，在中國的報業史上是一篇傑作，甚至到了0世紀60年代的“文革”初期，還被許多紅衛兵奉為經典，在全國廣泛流傳。“大亂”一文剛見報，湖北總督大怒，稱此文是宗旨不純，立意囂張，淆亂政體，擾亂治安，命軍警包圍大江報社。結果就是詹大悲被捕，何海鳴自首，《大江報》被封了。
全國各地輿論和社會團體，紛紛聲援《大江報》，譴責朝廷迫害報人，許多新軍士兵和民眾趕到報社，慰問和聲援受迫害的報人。湖北官方審判詹大悲，詹大悲大義凜然，再次宣傳文章的觀點，並且拒不交代作者的身份，表現了革命黨人的氣節。湖北總督既不願意釋放兩位報人，但是又迫於輿論的壓力不敢重判，最後判罰款800元。
但兩個報人交不出罰款，各被判處徒刑18個月。《大江報》只辦了8個月，卻是辛亥革命前的重要媒體，該報被封之後不到個月，武昌起義的槍聲就打響了。
當時的報人稱讚說，“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
晚清民初的中國報業
早在清政府預備立憲之前，晚清的報業已相當發達。以《時務報》、《大公報》、《時報》、《京話日報》為代表的新聞報紙，在京、滬、港諸地影響很大。清政府頒佈《欽定憲法大綱》之後，立憲派在各地紛紛創辦報刊。截至1911年5月，支援立憲立場的報刊，就達40餘家。
這些報紙的基本立場是“向皇帝要民主”。在辦報過程中，來自清政府的審查和干擾一直存在。許多報紙存在的時間並不長，它們有的因為披露革命黨的活動，有的因為報告清政府對革命活動的鎮壓，而遭到封禁。《京報》1907年月8日創刊，8月6日即被民政部勒令停刊。《政論》出版不到10個月，即被查封。
這些報紙的住筆者均是當時的知識分子。1905年科舉制被取消之後，有大批士子或往西洋留學，或於國內參與新式學堂。當時著名的撰稿人有梁啟超、達生、熊範輿、谷鍾秀等。有十數家報紙都與梁啟超有關，梁啟超或為撰稿人，或為出版人。
比如《國風報》的半數稿件，均為梁啟超所撰。立憲黨人以報紙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個言論重鎮。
1899年秋天，孫中山委派陳少白赴香港籌辦一張宣傳革命主張的報紙，定名為《中國日報》。《中國日報》於1900年1月5日在香港正式出版，陳少白任社長兼總編輯。1900年8月，章太炎在其上發表《請嚴拒滿蒙人入國會狀》、《解辮發說》等文，開始主張革命。《中國日報》堅持到191年才停刊。
【鑑於大環境如此，本站可能隨時關閉，請大家儘快移步至永久運營的換源App，huanyuanapp.org 】
另一創辦於東京的《國民報》，更具革命色彩。該報嚴厲譴責清政府媚外賣國的行徑，指斥他們苟且偷安，甘願把主權領土拱手讓人。《蘇報》創辦於1896年6月6日，創辦人胡鐵梅，1898年因債務過多而售予陳範。陳範將其改造為清議報紙，對清廷多有抨擊。190年，章士釗成為《蘇報》的主筆之後，上面登載的反滿革命的言論就更多了。
190年1月，蔡元培與劉師培等人鑑於俄國對華窺伺已久，遂創辦《俄事警聞》，由王季同主編，專刊東三省及涉俄問題的報道。《警鐘日報》由蔡元培、汪允宗、劉師培先後主編，初期關心日俄戰事，隨後大力鼓吹革命。之後相繼出現的革命派報紙有《中國白話報》、《世界公益報》、《廣東日報》、《新中國報》、《民報》、《民立報》等。根據不完全統計，截至辛亥革命前，持革命立場的報刊有兩百餘家，從業人員近兩千人，均是傾向革命的新型知識分子。這些人為革命搖旗吶喊，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