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澂得到名單，不敢掉以輕心，立即全城戒嚴，準備按名冊抓捕革命黨人，所幸革命黨人鄧玉麟發現大事洩露，過江趕往總指揮部通風報信，眾人果斷決定，與其坐而受死，不如起而革命，當晚就發動起義，便約定以午夜十二點的新軍南湖炮隊響炮為號，新軍各工程營起事。鄧玉麟和楊宏勝立即趕往各工程營，傳遞訊息和輸送彈藥，為什麼要輸送彈藥呢？因為前幾天中秋起義的訊息一洩露，瑞澂早有準備，將軍中所有彈藥一律集中收繳，統一保管，而沒有彈藥的槍桿子當然形同廢物。
不過，文人出身的起義首領們，並沒有充分意識到處境的危險，佈置完之後，革命軍臨時總司令蔣翊武和劉復基、彭楚藩等重要領導仍守在總指揮部樓上，等候作為起義訊號的炮聲。
據說，為了避免反動軍警的懷疑，他們還特地備了一桌酒菜，弄了一架留聲機放些唱片，裝作飲酒取樂的樣子，結果炮聲還沒有等到，卻等來了大批軍警。
原來由於意外爆炸，小朝街85號秘密機關被破獲。起義首領們被清軍四面包圍，眼看軍警就要破門而入。每當文學社遇到危機，往往是評議部長劉復基帶領大家渡過難關，此時，又是劉復基挺身而出，掩護蔣翊武和彭楚藩逃走，他抱著同歸於盡的決心，向清軍接連扔出了三個炸彈，卻都沒有爆炸，原來情急之下，他忘了革命黨人還沒有給炸彈裝上導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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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像這樣關鍵時候掉鏈子的事情，在沒有經驗的起義中是常常發生的。眾清兵一哄而上，劉復基寡不敵眾被捕了。
蔣翊武和彭楚藩等人越牆逃走，但被埋伏在四下的軍警抓住。當時蔣翊武身穿長袍馬褂，腦後還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像一個保皇黨，自己謊稱是看熱鬧的群眾，混進人群就不見了。就這樣，起義還沒有發動起來，司令部卻幾乎一下被連鍋端掉了。被捕的眾人在獄中翹首盼望著，午夜十二點的一聲炮響，那是起義發動的訊號。他們苦等了一夜，南湖炮聲卻沒有如期響起。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得到了革命黨人名冊的總督瑞澂，早已經派人看守革命黨人眾多的工程營，暗布眼線，嚴加防範，專等魚兒落網。
文人出身的起義首領們
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和共進會（都屬於同盟會外圍組織）引導和發動的，其主力是湖北新軍，但領袖都是一幫文人。其中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和共進會的領袖熊秉坤，都是新軍中黨人的傑出代表。
1911年1月，蔣翊武以“研究學術，進修德業”為名，在武昌重建革命團體文學社。當時有一個叫“群英會”的組織（由三十二標正兵向海潛發起成立），取水滸聚義之意，為數108人，熊秉坤和蔣楚傑、呂中秋等人都參加了。熊秉坤為人豪爽，性格外向，活動能力極強，加入共進會後立即開展聯絡，吸收了不少同志。同年春，孫武回鄂恢復共進會活動。4月下旬，熊秉坤偕同營田智亮至分水嶺號謁見孫武。
在醞釀起義之初，文、共兩團體雖然在磋商聯合時存在一些分歧，但其中不乏有識之士，為了共同的革命目標，他們毅然放棄門戶之見，求同存異，共謀大業。
廣州起義失敗後，革命重心轉到了武漢，文學社和共進會都有合作意願，文學社於5月10日在武昌小朝街85號設立起義機關，次日即約請共進會代表籌商合作事宜。由於文學社更有實力，在新軍中發展了000多名會員，共進會也願意承認蔣翊武的領袖地位。
1911年9月14日，武昌楚望樓10號來了一批年輕人，這便是當時武漢的兩個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的主要成員。由於當時四川保路運動已經是風起雲湧，革命形勢大有席卷全國之勢，這兩派人在接觸了幾次後，便決定召開聯席會議，進行積極合作。
在武漢起義成功後，局面卻出現了暫時的混亂。由於當時起義的領導人大都遇害或者下落不明，參加革命的士兵又缺乏威望，由誰來出面組織新政府便成了最緊迫的問題。無奈之下，他們只得求助於湖北諮議局的議員們，並準備公推議長湯化龍作為軍政府都督。湯化龍推脫拒絕後，大家便想到了黎元洪。在日“祭天大典”宣佈後的軍政府名單中，除了孫武出任軍務部長，其他六部均為黎元洪的部屬和湯化龍的親信——起義成果轉手他人。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