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成功的因素很多，很多偶然的因素潛藏著必然，也支援著人們把這場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事情做成功，其中市民的力量不可忽視。這裡說的市民和“民眾”有很大的區別。比如說，之前的四川保路運動裡確實也有不少人跟著起來造反打清軍，但是這裡的民眾成分是很複雜的，有小官僚，有小百姓，還有袍哥黑社會，更多的是分佈四川鄉鎮、四野八荒參與集資的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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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武昌起義中的市民就比較單純了，市民就是城裡人，就是城市的居民。從武昌起義再往前數50年，市民的概念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是到了清朝末年的年，張之洞經辦實業，已經把湖廣之地，尤其是武昌變成了當時中國南部城市裡工商業最發達的地區。跟著工商業一起崛起的當然就是市民、商人和工人隊伍數量的壯大，他們需要有政治代言人，清政府不可能代表市民的利益，大清的權貴既壟斷政治權利，也壟斷經濟利益，而不肯為市民讓利，立憲派開始成為市民的代言人。
立憲和保守最初是分不開的，立憲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保留皇上，到了年連梁啟超都唉聲嘆氣的時候，下面的立憲派就要有些另外的考慮了。著名的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就是其中之一，在此之前的立憲請願運動和保路運動裡，湯化龍都是主要參與者，但是清政府卻沒有給他面子。
此時立憲派的湖北議長當然也就不再替清朝辦事了，不僅如此，他還給革命的烈火加上了一把柴，不僅自己主動跑出來替革命黨人起義軍主持政務，而且把自己苦心經營許久的商團武裝拿了出來，幫助革命站穩了陣腳。
商團武裝的核心力量是市民們自發武裝組織的“保安聯合會”，這本來是由商戶和居民們自發組織的保安隊伍，負責消防和治安，但是到了湯化龍的手裡，愣是擴充成了幾千人，幾千杆槍的民兵組織。
武昌起義之後，湯化龍馬上對市民們曉以利害，說服這支武裝自覺自願地支援革命，當然這還不算整個商團為革命資助的錢財和物資了。從架勢上看，湯化龍這些人的行為已經頗有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了，在這些立憲派鼓動之下，參與革命鬥爭的商團力量當然是孫中山、黃興這些人喜聞樂見的。但是回過頭來看，像湯化龍這樣的立憲派在中國重要的工商重鎮中有這樣的政治號召力，也就為日後革命的折中和妥協埋下了伏筆。
武漢工商界對革命的支援
1861年漢口正式開埠通商，當年即有英、美、俄、法、德諸國的商人和商船到達漢口。到0世紀初，漢口租界已麇集0多個國家的商人，他們開辦了大小洋行10多家，工廠40多家，銀行將近10家。這些外資企業僱傭了約500人左右的買辦，這些買辦在獲得了較多財富之後，也有一部分人注資承租地方官辦企業，或者投資興辦自己的工商業。
世紀初，武漢的民族工業獲得了初步發展，小工廠或手工工場有近千家之多，主要經營麵粉、製茶、榨油、制磚、捲菸、火柴、造紙、紡織等，僱傭工人近萬人。在傳統的商貿、錢業方面，武漢擁有鹽行、茶行、藥材行、糧食行、棉花行、油行、雜貨行、紙行等八大商幫，下面又分10多個行業。有錢莊、銀號家，票號家，當鋪近百家。
武漢雖然商貿繁盛，但中小工商業者普遍感受到政府和外國勢力的壓迫，發展還是舉步維艱。武漢工商界為了自身的生存發展，在1907年就開始醞釀商團組織，但直到1909年才正式成立，其前身是各種保安會、公益會、救火會、消防會等。
武漢起義之前，武漢工商界就區域性參與了政治鬥爭，例如和當地諮議局聯絡密切，支援湖北的立憲運動和保路運動等。
在與立憲運動幾乎同時進行的保路運動中，武漢工商界人士踴躍支援。1909年11月14日，湖北鐵路協會在漢口四官殿召開特別大會，到會者千餘人。武昌首義之後，武漢工商界迅速轉向支援革命。工商界最主要的貢獻是為革命政權籌款，在辛亥革命之後兩個月內，向革命軍資助費用達100多萬元。此後不管戰爭局勢多麼危急，武漢工商界都一貫支援革命軍所需要的物資，沒有妥協屈服。
1911年1月南北和談開始以後，武漢工商界才逐漸轉向妥協。看到和平會談的可能性，武漢工商界開始關心如何彌補以前的損失和獲得新的利益。191年月，漢口商會致電袁世凱操縱的清內閣，表示“深望和議早成，共謀善後，以圖振新”，“轉懇兩方政府，將漢口、漢陽……劃作中立地點，不再開戰……以蘇商困而惠民生”。
可以說，他們在一開始確實支援了革命，但在最後卻又因為自身的利益出賣了革命。（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