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在中國的新聞史上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在1916年的夏秋之際，接連發生了幾件和新聞行業密切相關的事件。首先是1916年8月，民國名記者邵飄萍創辦的新聞編譯社開始發稿；9月，由陳獨秀主辦的《青年雜誌》改名為《新青年》；10月，《時事新報》開闢“上海黑幕”專欄，開創了近代黑幕小說的文體；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文章，抨擊尊孔運動。
在民國成立後，政府在保護言論出版自由方面是曾經作過很大努力的。
民國初年報紙發展很快。民國成立後僅半年的時間裡，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的報紙由十年前的100多種增加到近500種，新創辦的報紙多數是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而在民國初年的報紙中，各個政黨主辦的報紙又佔了很大的比例，比較有名的有同盟會的《民主報》、《國風日報》、《民立報》，共和黨系統的《國民公報》，《大共和日報》，等等。
政黨報紙發達是民初新聞事業的一個顯著的特點。不僅報紙總數增加了，規模也擴大了，如《申報》，191年史量才接辦該報的時候，發行量只有7000份，到了1917年就增加到了萬份。這個時期，出版社也開始發展起來，其中影響最大、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要數商務印書館，到1918年已經出版了各類教科書90多種。
在民國初年，新聞通訊社也有了迅速的發展。191年到1918年間，新創辦的通訊社達0餘家，如公民通訊社，民國第一通訊社，上海新聞社，新聞編譯社，等等。這些通訊社規模雖然都不大，一般只有一兩個社員，用複寫和油印的方式寫稿，發行的份額是由幾份到幾十份不等。在民國初期，新聞界整體上來說，是有著很高的言論自由的。即使在袁世凱獨裁時期，一些報紙也能夠發出不同的聲音，甚至展開“倒袁”的輿論宣傳。
雖然在當時也有記者遭到軍閥迫害，但是在絕大多數的時候，他們並沒有遭到所“攻擊”物件的報復。
究其原因，首要的是當時的政客們大多都以民主自由標榜，同時追求自由的慾望很強烈，報紙是他們獲取信息的視窗，因此對於報紙的言論自由還是有很大的市場。
其次是政局的混亂，使得統治者無暇顧及新聞和言論。相比之下，報紙的口誅筆伐則主要涉及的是軍閥個人或集團的名譽，一旦對報紙實施強硬的管制，甚至報復，還可能遭到其他政客的攻擊，是得不償失。因此軍閥和政客，在新聞問題上都不敢造次。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報人邵飄萍
邵飄萍，原名鏡清，後改為振青，筆名飄萍，浙江東陽人。
邵飄萍的父親邵桂林是一個秀才，以教書為業，膝下四子一女，飄萍最小。
飄萍5歲隨父啟蒙，6歲讀書，10歲能作文答對，14歲考秀才得第一名，18歲入浙江高等學府（浙江大學前身），在校期間受梁啟超思想的影響，開始為《申報》撰稿，被聘為該報特約通訊員。
邵飄萍本是一介書生，但他心懷壯志，為了新聞的真實與公正，秉筆直書，抨擊醜惡，成為民國時期的著名報人，最後還因為抗擊暴政，獻出自己的生命，用鮮血寫下了中國新聞史上蕩氣迴腸的一章。
辛亥革命成功後，邵飄萍在杭州參與主辦《漢民日報》，先後任編輯、主編。
“南北議和”期間，舉國上下都對袁世凱抱有很大幻想，他卻憑藉報人的敏銳，一眼看透袁世凱這個竊國大盜的真實面目。在唐紹儀與伍廷芳的談判過程中，邵飄萍便在報上寫文章大聲疾呼：“嗚呼！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袁賊不死，大亂不止。”他義正詞嚴地指出：“總統非皇帝。孫總統有辭去總統之權，無以總統讓與他人之權。”
後來發生“刺宋事件”、“北京兵亂事件”，邵飄萍更是在報上發表了一針見血的時評，指出這些事件不論真兇和內幕，最大得利者都是袁世凱。邵飄萍如此公開反對袁世凱及其爪牙，必然惹禍上身。1914年袁世凱下令封禁《漢民日報》，邵飄萍三次被捕，險些遇害。後經朋友營救出獄，流亡日本，入法政大學讀書。
在日本，邵飄萍與潘公弼、馬文車組織“東京通訊社”，為滬杭報紙提供“東京特別通訊”專欄。1914年10月，邵飄萍登門拜謁流亡日本的孫中山先生，結識了黃克強、陳英士、李大釗、章士釗、吳定九等革命志士。1915年，外國報紙透露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邵飄萍更是第一時間向國內及時提供報道，予以揭露。李大釗也為“留日學生總會”撰寫《警告全國父老書》。兩人同時撰文反對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形成了呼應。
鑑於邵飄萍的報人道義和愛國情懷，時人譽之為：“鐵肩辣手，記者當有天下責任；快筆如刀，報人不惜滿腔熱血。”（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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