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文學改良芻議》，要求改變文言為白話，寫文章不要無病呻吟，要言之有物等八條意見。這就是“五四”文學革命開始的標誌。
陳獨秀則發表了《文學革命論》，提出要寫平民、寫實、社會的新文學，劃開了新舊文學的界限。
戰鼓雖然是擂響了，沒想到舊文化陣營那邊沒有人響應，一片寂靜，社會上的反應也不強烈，新文化戰士乾脆唱了一句“雙簧戲”，這類似今天的“炒作”。
由錢玄同扮演對封建文化的衛道士，寫了《王敬軒君來信》，把舊文人們的許多觀點歸納在一起，攻擊主張文學革命者。劉半農則以《新青年》記者的身份，在《新青年》同期的編輯回信部分，刊發了《復王敬軒書》，對於“王敬軒”所提出的觀點，逐一加以駁斥。
這場雙簧在1918年月15日上演了。戲裡不乏人身攻擊，像什麼“蕩婦”行為，“混賬”這一類的詞，還不惜激進地攻擊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和譯界的泰斗林紓，就是為了引起更大的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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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守舊派還是沒有動作，革新派只好繼續“雙簧”，一方面刊登讀者來信反對新文化；一方面是陳獨秀、錢玄同撰文，為劉半農辯護。
《新青年》再三地挑釁林紓。將近一年後，1919年的月，林紓終於應戰了，在《新申報》上連載小說《荊生》、《夢妖》，影射支援新思潮的陳獨秀等。
同時，北洋政府的喉舌《公言報》，也攻擊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說他們是洪水猛獸。總統徐世昌則指示，要約束日益激進的北大師生，陳獨秀的文科學長職務被迫解除，離開了北大。
“雙簧戲”讓文學革命主張得以更充分的產發和傳播，功不可沒。當然這只是文學革命中的一幕，文學革命中新文學社團大量出現，文學思潮的論爭和文學創作也逐步繁榮。魯迅、周作人、李大釗、冰心、郁達夫、郭沫若等人，或以文為槍，縱深作戰，或者以創作呈現新文學新思潮，開創新文學的特點。
魯迅1918年5月發表《狂人日記》，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學”，李大釗嘗試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文學。隨著1919年中國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林紓與胡適之爭
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新思潮藉助白話文漸入人心，守舊的文人視新文化如洪水猛獸，他們對新文化運動群起而攻之。1919年月，北京大學的舊派文人劉師培、黃侃等，創辦了一份刊物，名叫《國故》，以標榜“昌明中國故有之學術”為宗旨，企圖與《新青年》、《新潮》分庭抗禮。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自然也是他們的攻擊目標。例如胡適寫過一首白話詩《蝴蝶》，開頭兩句是：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黃侃便稱胡適為“黃蝴蝶”，而不稱他的名字，以表示輕蔑。
那時，攻擊新文化最激烈的，是林紓。林紓字琴南，福建人，是桐城派古文家。
他當時因為“林譯小說”，名聲很大。林紓的翻譯小說，引進了西方新思想和西方文學，在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啟蒙作用，對文學界起到了一定的衝擊和促進作用，卻是不能抹殺的。1919年二三月間，林紓激烈反對新文化運動。他首先在《新申報》上發表《蠡叟叢談》，用短篇小說的形式，辱罵和攻擊《新青年》團體的人們，胡適是他攻擊的主要物件之一。
在小說《荊生》中，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新歸自美洲的狄莫，能哲學，影射胡適。三人受到荊生的罵詈與仇恨，正如胡適所說，這種話很可以把當時的衛道先生們的心理和盤托出。
在另一篇小說《妖夢》中，林紓的詈罵更直白刻毒，他用元緒來影射蔡元培，用田恆來影射陳獨秀，用秦二世來影射胡適。在小說中，林紓最後請出“羅羅阿修羅王”，將他們吃掉，“化之為糞，宜矣”！
胡適分析《荊生》小說，以示回應：這篇小說的末尾有林紓的附論，說“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荊生？”這話說得很可憐。當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來做荊生，但荊生究竟不可多得。（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