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19年1月美、英、法、日等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是戰勝國之一，也參加了和會。北洋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代表在會上要求，取消1915年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直接收回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特權。
然而巴黎和會漠視中國主權和戰勝國的地位，決定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由日本繼承。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努力徹底失敗的訊息由5月日的《晨報》公開之後，喪權辱國的悲憤情緒在全國上下如火山爆發，似海濤奔湧。5月日夜，北京大學校園一片沸騰，1000多名本校和外校學生代表，聚集在法科禮堂共同商討行動方案。會議氣氛悲壯激越，有個學生當眾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字。
會議最後確定第二天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4日下午1時左右，北京10多所學校的000多名愛國學生齊集天安門，人人手舉小旗書寫“還我青島”、“保我主權”、“誅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內容的標語。
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總統府內大擺宴席，為剛從日本回國的章宗祥接風，作陪的有國務院總統錢能訓和曹汝霖、陸宗輿。正當他們舉杯觥籌交錯之際，愛國青年學生在天安門集會的訊息傳來，徐世昌當即下令京師警察廳妥速解決，不許學生遊行。
席散之後，曹汝霖邀章宗祥一同乘車，回到了趙家樓自己的住宅。這時京師警察廳估計學生會到曹宅示威，派了三四十名警察前來保護。警察長對曹汝霖說，上頭命令文明對待。學生們在天安門舉行集會之後，一起來到了外國使館所在的東交民巷，向各國駐華使館遞交說貼，請求他們說服自己的政府在和平會議上援助中國。
隨後學生們退出東交民巷，浩浩蕩蕩地前往曹汝霖的住宅進發。遊行隊伍來到了趙家樓衚衕，曹宅的大門已經緊閉，學生們一邊憤怒地喊著口號，一邊向曹家院牆拋擲寫有標語的小旗。忽然“砰”的一聲大門被撞開了，學生們蜂擁而入。
學生們找不到曹汝霖極為憤怒，有人放起一把大火，曹宅頓時濃煙滾滾火光衝天。
正躲在曹家的章宗祥被火勢所迫衝出來逃命，被學生發覺，憤怒的學生喊叫著圍了上去揮拳踢腳，將他痛打一頓。
當天即有名學生被捕，隨即這次遊行影響到了全國範圍。
蔡元培與“五四”運動
1904年，蔡元培組織光復會，1905年他加入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積極支持陳獨秀等倡導的新文化運動。
北大因蔡元培，從此確立其現代傳統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為中國偉大的教育家。
1916年9月1日，時任民國政府教育部長的範源濂，給身在法國遊學的蔡元培發去一份電報，聘請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916年時的北大，依然充塞著官僚氣與衙門氣。北大名聲腐敗，是個爛攤子，但是蔡元培沒有退縮，他想藉此機會施展他一貫奉行的“教育救國”理念。據顧頡剛回憶，蔡元培上任那天，“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
此後，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幷包，思想自由”，造就了北大的輝煌。蔡元培為北大接連引進了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辜鴻銘、劉師培、黃侃等學術大師。各種文化社團也在北大風起雲湧。
1919年5月日，蔡元培透過汪大燮（時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得知中國政府準備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的訊息，隨即召集學生代表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向他們告知了這一訊息。北大學生們得知這一屈辱訊息後群情激憤，於是將原定於5月7日“國恥日”舉行的遊行，提前至5月4日舉行。
在火燒趙家樓後，警察逮捕了名學生，其中有0名是北大學生。蔡元培對學生們說：“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當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我保證在三天之內，把被捕同學營救回來。”
5月7日被捕學生被保釋出獄，蔡元培則於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辭呈。這一次蔡元培的辭職，影響巨大，“挽蔡”竟成了學潮的一個組成部分。
梁啟超與“五四”運動
梁啟超赴歐洲考察回國後，“五四”運動的高潮已經過去。《新青年》諸公正忙於為“問題與主義”而爭吵。梁啟超赴京面見總統徐世昌，請求他釋放因年“五四”運動而被捕的學生遭拒後，離京前留下一封信給徐大總統：
此等群眾運動，在歐美各國，數見不鮮，未有不純由自動者。鬼蜮伎倆，操縱少數嗜利鮮恥之政客，則嘗聞之矣，操縱多數天真爛漫之青年，則未之前聞。”他對學生們的舉動給予了充分肯定，奉勸徐大總統切不可一誤再誤。
同年5月，梁啟超作了《“五四紀念日”感言》一文：“吾以為今後若願保持增長‘五四’之價值，宜以文化運動為主而以政治運動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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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旅歐回來後常常思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等問題，並和朋友展開討論。
蔣百里在致梁啟超的一封信中就曾說過：“吾輩對於文化運動本身可批評，是一種自覺的反省，正是標明吾輩旗幟，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他們的具體做法就是辦學講學、著書立說、出版刊物。而梁漱溟則認為，時代已非梁啟超的時代，“五四”運動之後，他更要隨著時代的潮流走了，而不能引領這個時代了。
不過，梁啟超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他有一根敏感的神經，可以隨時和新的時代氣息相呼應。
梁啟超希望中國最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建設。他希望中國的發展能不覆歐洲之轍，所以，在為文化團體共學社擬定宗旨時，他明確提出了“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的主張。在這一點上，他的善變之中又有不變，還是他多年來所主張的“新民”。（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