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學生們上街示威，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一個事件最後被稱為一場運動，可見其重要性。5月4日之後，更激烈的狀況出現了。5月7日，軍閥政府釋放了之前幾天被捕的學生，政府方面卻為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賣國行徑百般辯解開脫，而且宣佈要在對德和約上簽字，並於5月5日對學生運動下達了一道措辭強硬的命令，包括禁止集會、遊行、演說、散佈傳單，否則就要實行鎮壓。
這樣一來，政治形勢急劇惡化，但與此同時也激發了聲勢更大的鬥爭浪潮。
1919年6月日，北京各校學生陸續上街演講，警方根據徐世昌5月5日頒行的命令，逮捕了170多名學生，把他們監禁在北大法科校舍。但是第二天學生們仍照舊上街演說，警方隨即出動了馬隊衝撞學生和聽眾，並逮捕了700多人。
法科校舍容納不下，又把馬神廟理科校舍作為臨時的監獄，但即便是這樣，仍然無法熄滅學生們憤怒的火焰。6月5日，學生們再次衝破阻撓，走上街頭分路演講。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向全國各界發出宣言，堅持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並且喊出了“不除國賊，無法挽救國權”的口號。
6月5日，雖然皖系政府迫於形勢釋放了被捕學生，撤走了包圍北大的軍警，但其暴行已經激怒了工人和各界民眾，他們在上海發起了與“五四”相呼應的“六三”運動。事實上，在1919年的6月日、4日，北京軍警大規模逮捕學生的訊息傳到上海之後，上海的學生已經開始紛紛罷課以示聲援，並分頭動員工界罷工、商界罷市。
6月5日，許多商店關門罷市，門口貼著“不誅賣國賊不開市”、“要求政府奪回青島”等標語。當時，一家書店門口貼著一副對聯，充分反映了人心走向，對聯是“罷課救亡、罷市救亡、我兩界挺身先起；民心不死、民國不死、願大家努力進行”。從這天起上海紡織、機器、印刷、電車、汽車、碼頭、輪船、菸廠等行業的工人也陸續罷工。
尤其是滬寧鐵路從10日開始罷工，使得滬寧鐵路癱瘓。學生罷課、商店罷市、工人罷工的“三罷”鬥爭推向了全國，鬥爭的結果是段祺瑞政府被迫釋放被捕學生，撤去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職務。6月8日，中國政府拒絕在巴黎和約簽字。
“五四”運動中的魯迅先生
1919年魯迅還是教育部的一位官員，並沒有在北京大學兼任教課，他所接觸的青年也大都是他以前的學生。魯迅關心所有進步的青年，所以在《新青年》上發表雜文和隨筆，提醒青年要注意反動勢力的狡猾與兇殘，不要上當和吃虧。
魯迅用筆名“唐俟”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給予進步青年很深刻的印象。
青年們常常互相詢問：“唐俟到底是誰呢？誰的文章有這樣深刻呢？”學生們比較來比較去，排除了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和蔡元培。他們也在懷疑“唐俟”和“魯迅”會不會是同一個人？當時唐俟主要寫雜文、寫新詩、寫隨感，魯迅則主要寫小說和隨筆。這說明，學生已經認可了魯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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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年5月4日以前，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字一共有三十一篇，其中隨筆二十一篇、詩六篇、小說三篇、雜文一篇。這些作品內容飽滿，文筆精練，思想深邃，每一篇都在青年之間引起了巨大反響。這些文字反映了當時魯迅堅忍頑強的鬥爭精神。
後來，魯迅在《熱風》的《題記》中講到這幾十篇作品時說：“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作些短評。還在這(‘五四’運動)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卻了。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箕、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儲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
等到後來讀者終於知道，“唐俟即魯迅”、“魯迅即周樹人”。此時魯迅已決定辭掉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差事，到南方去工作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