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孫中山、黃興活躍於海內外，準備以革命起義推翻清王朝的時候，1911年5月初，剛剛成立不久的皇族內閣，又做了一件激起民憤的事情，這件事和鐵路有關。在1911年修鐵路是一件很先進的事，但是清政府財政匱乏，主要是靠民間集資。修鐵路是一門生意，但是生意人最怕的就是政策變動。1911年5月，清政府剛上任的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就給弄出了事兒來。他宣佈今後集資的事兒政府不做了，鐵路幹線收歸國有，這裡面就包括以前民間集資修建的鐵路。
盛宣懷是清末舉足輕重的風雲人物之一，他是李鴻章的紅人，洋務運動的干將，當時最著名的實業家，一輩子搞成了無數的大企業。但是這一道鐵路國有的命令，徹底激起了全國的民憤。根據盛宣懷的命令，以前民間修鐵路的投資，湖南、湖北的照本發還，廣東的發還六成，其餘四成算作是沒有利息的股票。而四川商人的投資，因為已經虧空了不少，所以只退還七百萬兩。這道命令是典型的擋人財路，就好比有人要買套房子，付了定金，開始做夢發財，但是沒過幾天，賣家卻說，因為這房子漲價了，有人出了更多的錢買，所以不賣給你了，而且定金不退。
換到現在，法院會管這些經濟糾紛，可在當時，老百姓的冤枉清政府無暇管理。
因為政府覺得它也冤枉著呢。怎麼冤枉呢？政府的說法是，當時集資辦這個鐵路，是相信這些民間商人的能力的，結果怎麼樣，粵漢鐵路修了這麼些年，投資只到了五分之一，川漢鐵路更慘，資金到位只有六分之一，這還不算，民間管理也成問題，事情還沒辦成，弄出了好些商業腐敗窩案來，只四川一地，鐵路沒修一寸，錢已經花出了一千來萬，政府都喪失了信心。
清政府說的這些問題在當時確實存在，然而清廷不重視發展和保護民間資本，重官商輕民商也是事實。政府要與民奪利，也要講究時機的選擇。在1911年官家和民間關於鐵路的紛爭，最初是經濟領域的官民之爭，後來卻成為民間對抗政府的抗爭，最後爭出了一個民國來。清廷意在打壓民間的鐵路資本，結果卻是為淵驅魚，為民國催生。晚清統治者的很多決策都是為了保持政權的獨享，最後卻徹底失去了政權。
四國銀行借款合同
1911年5月0日，盛宣懷代表清政府與四國銀行簽訂借款合同，其條約的基本內容是：
一、清政府向德、法、英、美四國銀行借款1000萬英鎊，年利息為5釐。用於建造鐵路以及車輛裝置，鐵路將在年內完工，貸款則須在40年內還清。
二、受貸款方則以兩省的百貨厘金、鹽厘金等合計50萬兩白銀作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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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貸款本利，如能按期償還，則貸款方不得干預各省之釐捐。
三、條約還明確規定，鐵路建造與管理的全部權力歸中方所有，並由中方自行選派三名洋人總工程師，外國銀行對所聘總工程師有否決權，但須說明否決理由。
總工程師聽命於中方督辦大臣。其委任、辭退有關人員須經中方總辦同意，如有分歧，由中國郵傳部作最終裁決，對此裁決，不得提出異議。
四、所用鐵軌，必須使用中國漢陽鐵工廠自行製造的產品。
盛宣懷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聲稱，“為了使借款合同儘可能對中國有利，在談判中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以上各節，磋商數月，會晤將及二十次，辯論不止數萬言。於原約稍可力爭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數事。實已無可再爭。
相比較於張之洞在1909年與三國銀行所簽訂的草約相比，盛宣懷所簽訂的這份合同，其條件對中國而言確實更為有利。盛宣懷作為一個成功的精明的商人，在與四國銀行所進行的艱苦談判中，確實發揮了自己的經商談判才能。盛宣懷相信，只要採取上述辦法，粵漢鐵路分段趕造，限定年內接通，而在10年之內可償還貸款。而且，新頒佈的鐵路國有政策，不會與民爭利，只要商民願意，可以附股，參與利益分成。
如果把這項鐵路貸款合同和民國政府與六國銀行所簽訂的“善後大借款”相比，就可以看出，後者加之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條件更為苛刻，西方從這項“善後大借款”所獲得的監督權力與措施，已經“近乎侵犯中國本身的行政獨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