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年1月4日，中國近現代文學領域頗有影響的文學研究會在北京成立，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成為“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最早成立的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有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周作人等人，後來陸續加入的還有謝婉瑩（也就是冰心）、朱自清、老舍、胡愈之、徐志摩等人，總人數達到了170餘人。
在1919年“五四”運動的高潮當中，作為文學研究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鄭振鐸為了使文學研究會更具影響，在物色、約請發起人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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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葉聖陶、蔣百里都是在他的邀約之下而入會的。
當然，一個組織機構的成立短時間內可能並不會對當時的文學研究產生絕對性的影響，但是文學研究會發起時的環境，已經具有時代的特殊性。中國文學向來是以詩文為正統，在很長的時間裡，只有詩文的理論批評，而缺乏文學的整體觀念，直到近代基本上還沒有走出傳統的文體論的範疇。
“五四”文學革命之初，新文學的倡導者們就意識到，只有詩歌、小說等文體方面的改革是不夠的，必須確立一個新的整體性的文學觀念。“文學的性質是什麼”，“什麼才是文學的本義”，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正是試圖從理論上為新文化運動中蓬勃興起的文學提供系統的理論支援。
外國文學的新思潮、新觀念、新的藝術手法自然成為“五四”作家的重要參考與借鑑，但問題的另一面是，由於中國與西方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與歷史的”錯位“，反映西方不同歷史階段的各種思潮，不可能與中國現代社會、文化的需要是完全吻合的。
“五四”作家所面臨的文化難題，不僅僅是在擺脫傳統，更在於超越傳統的侷限，去重新認識發現傳統的積極的精神核心。文化研究會正是當時作家和文藝工作者們溝通和交流的絕好平臺。後來隨著時局的變化和外在條件的改變，特別是19年隨著日本對華侵略的加速，文學研究會就無疾而終了。
郭沫若何以不入文學研究會
191年元月，文學研究會成立。幾個月之後，由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張資平、田漢等人組成的又一個重要的新文學團體——“創造社”也宣告成立。兩者在文學主張上各有不同，但仍有許多的聯絡。例如創造社的主將郭沫若，就被數度誠懇邀請加入文學研究會。
191年4月，“文研會”請郭沫若加入。當時，正在日本留學的郭沫若，急於尋找合適自己的工作，便與成仿吾一同回到上海。不久，他去杭州西湖遊覽，回來後寫出數首紀遊詩作。文藝圈的人士得知郭沫若回國後，文學研究會主將之一的鄭振鐸便馬上致奉郭沫若一函，約他一個星期天在半淞公園見面。鄭振鐸請他索性加入，郭沫若卻立即婉拒了，原因有二：
首先是文學主張。就在文學研究會同仁邀請郭沫若加入的同時，郭沫若正與其他幾位留日學生醞釀組織創造社。從後來創造社的創作及文學主張看，他們認為作品是作家主觀思想意識表現的看法，顯然與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觀點有相當距離。創造社剛剛成立不久，就在自己的會刊《創造季刊》上，對文學研究會發表意見。這些文字引發了兩個文學團體間的激烈爭論。雖然爭論並非全為文學觀念，但反映出的不一致文學看法，卻是衝突的重要原因。
其次，郭沫若對文學研究會的個人，也存在一些看法。當時在上海與郭沫若會過面的“文研會”人物，有沈雁冰、葉聖陶、鄭振鐸等人。但是，郭沫若在後來的文章中，對他們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也許能透露出更多資訊。（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