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被梁明自己稱之為“狠心”的事兒，說出來很簡單，就倆字——驅滿。
驅滿，顧名思義，那就是驅逐滿人。
雖然這是一件規劃量堪稱宏偉的工程，但是對於梁明，對於剛剛立足的中華政權來說，好處是大大的。
京津一帶的滿人太多了，已經多到了能威脅中華軍的程度了，對於這一點梁明深感憂慮。於是乎，在入主紫禁城的第二天，北京城裡就颳起了一陣“黑風。”——所有的滿人（平民），十天之內必須離開京津。
這樣做多鞏固中華政權自然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從大的方面來說有四個，另外還尾帶了一個小尾巴。
第一，安全。
北京的旗人實在是太多了。京旗男丁（北京的八旗被稱為京旗）從順治年間的十萬餘（其中八萬多是八旗精兵），滋生繁衍至今已經超過了三十萬，其附帶的家人之多幾近百萬之巨。
在中華政權的心臟部位，卻生活著如此多的“死敵”，那豈止是不安全啊，而是很不安全。即使，津南之戰，北京之戰已經連削帶打抹去了十三萬旗兵，但京津一地還是有小二十萬的丁壯。萬一他們趁著清兵圍攻之時亂了起來，那梁明就是摔頭都找不到牆啊！
所以，趁著這一段空閒先把他們打發出去。
當然了，能被放出去的只是些普通的旗人，像一些愛新覺羅氏的後裔，奉恩將軍（4品）以上的，只要還沒跑，那就一網打盡，通通撂進大獄裡待著去，家產自然也沒沒收了。至於異姓的功勳，四品騎都尉（和珅他祖上留下的就這個）以上者都一樣的下場，而五品的雲騎尉、七品的恩騎尉那就算了。
好處是顯而易見的，至少梁明的登基大典就沒出現有人搗亂的事兒。
第二，得民心。
得民心當然是得漢人的民心。北京城如此多的滿洲八旗貴胄，其置下的莊子、田地那是數都數不過來，給他們種地的佃戶更是如天上繁星查無所查。這些個佃戶，可都是實打實的漢人啊！（包括漢軍旗，不否認有少數的滿人，但絕對代表不了數不清的佃戶）
滿清定鼎北京，先後鎮壓各地農民起義，消滅南明三個小朝廷，用20餘年的時間基本結束了大陸上的武裝抗清鬥爭。滿族成為全中國的統治民族，政治、經濟地位均發生顯著變化。滿族統治者愛新覺羅氏統治全國，不能不聯合漢族地主階級代表和蒙古等少數民族貴族，但這種聯合並不是一種平等關係。滿族統治者旨在擴大和鞏固自己的特權地位，確立起“首崇滿洲”的原則、並作為有清一代恪守不變的國策。
無論是康熙還是乾隆，都曾標榜：“朕不分滿漢，一體眷遇”，實際上卻以“首崇滿洲”為圭臬，中樞機構均重用滿族親貴大臣。
愛新覺羅家族在維護自己的特權時，總是竭力把自己粉飾成代表整個滿族的利益，製造滿漢民族的畛域。八旗是清朝統治賴以維持的主要支柱，因此被視為“國家之根本”，享受種種特殊待遇。
在經濟上，極其優養旗人。從入關時起，順治宣佈永遠免徵八旗人了的差徭、糧草、布匹，從此只承擔兵役。為了解決旗人生計，保證置辦軍械馬匹的開支，入關之初，圈佔京畿方圓500裡內18萬餘頃漢民土地分給入關旗人，並且禁止旗民交產。
對於滿族統治者來說，圈佔旗地不過是沿用關外時的舊制，但對當地漢民來說，卻是赤裸裸地對他們的暴力掠奪。由於八旗兵丁經常出兵在外，又建立起俸餉制度。八旗兵丁俸餉遠高於綠旗漢兵，康熙年間八旗馬甲每月餉銀3兩，每年餉米46斛（23石），“計其所得，已多於七、八品官之俸祿”。更非一般漢民所能攀比。
但是就像他們的老祖宗一樣，進了中原的花花世界誰還去舞刀弄槍？當年橫掃九州的八旗精銳變成了糊不上牆的爛泥，而給他們衣食為靠的土地也多半在滿漢地主的交相兼併下化為烏有。（注1）
可人家的家底厚實啊，京畿方圓500裡內18萬餘頃土地啊！那是什麼概念？想一想和珅，權朝天下二十多年，也不過置下了1126頃田地，18萬頃啊！
到了乾隆年間，旗人，特別是普通的旗人（沒爵位），因為種種諸多原因生活貧困、潦倒者多不勝數，但是富的流油的也是數不勝數，家中良田多則數千上萬畝，少則百餘畝，這些都是靠下面的佃戶支撐著。
把這些個人拿刀一削，留下的就是多的數不清的官田了（中華政權治下的官田）。特別是北京城周邊的，那些良田幾乎全都是滿清八旗貴胄的私田。漢人，就算你再是有錢，這邊的田地你又拿得到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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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商，有錢沒權，白搭；官宦，有權沒錢的除外，那些個有錢有勢的主兒，誰的根又是扎在北京的？況且，你就是再有錢，天子腳下，御史言官滿地走的地界，你有那個膽量放手置買田地嗎？
所以，把無主之田（跑了的）和抄沒來的農田放在一起，數量一加，梁明看了也是心跳加快。
古今以來，想要得到中國老百姓的擁護，有兩條措施是絕對靈驗的，一是減租，二是分田。兩千年來那真是百試百靈！
不過梁明沒那麼大方，落進嘴裡的肥肉他也不想平白的吐出來，那可是幾百上千萬畝的良田啊！
怎麼辦呢？一股腦的都化成官田。漢家百姓，無論男女，十六周歲以上，六十週歲以下，每人都可獲得六畝官田；十六歲以下的，六十歲以上的減半。
每年繳納一成的租稅，按年產計量，實物租額或折租銀額皆可。其中折租銀額，則以當年糧價計算。
對京城周邊的老百姓而言這可是天大的好處，比起地主家的那可是賤到了天上去了。
北京城邊上的，幾乎所有的村莊都可以湊出足夠的官田，很多還綽綽有餘，不得不再行分配。
驚喜之中帶著一抹彷徨，這就是如今北京城周邊百姓的心理。天上掉了個大餡餅自然是歡喜的很，但問題是這做餡餅的材料都是自己昔日主子的，萬一他們回來了……彷徨、驚喜，兩種情緒主宰著他們。
梁明已經很滿意了，從最近的反應來看，老百姓對於從天而降的中華政權還是抱有極大地善意的。可以說，只要中華政權能夠繼續的保持強勢狀態，等到夏糧收割……那麼，梁明就可以放心的說——民心盡入手中。（僅是這一片的）
不過梁明知道，離北京城越遠，漢人地主的數量就越多，除了一批不長眼的，或是家族成分問題倒了黴的外，至少還有五六成的地主能在動盪中儲存了下來。這些人多是鄉里的頭首人物，在地方擁有較高的威望，確實是每一個王朝統治的根基，根基淺薄的中華政權同樣也需要他們的支援以維持地方。
是以，那些地方是絕對湊不出如此規模的官田的。而梁明又不能下令讓他們降低地租，如此一來少量官田的存在就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
好在梁明手下還有一些個官員，對於這一類的問題由他們解決自然是輕而易舉了。問題解決的很快，不能不說這些個降官之中還是有幾個人才的。
“以其為誘餌，逐民上鉤。”這句話說的很不好聽，但卻是不爭的事實。
拿出一半來招募兵勇，分出三成料理後事，餘下兩成佔為地方開支。
這句話的意思梁明很明白，用一半的官田來引誘民壯當兵。官田是好東西，想要是吧？那來當兵啊！只要你當了兵，這官田就分給你家，租稅還減半；三成料理後事——你若是戰死了，田地就是你家的了。
剩下的兩成作為地方府縣的開支——你租給老百姓也好，你租給地主也好，所產生的財物就留作地方開支。也相應的減輕了朝廷的負擔。
ps：注1：清初旗人依恃糧飽和地畝為主要經濟收入，當大部分下層旗人的土地在滿漢地主的交相兼併下化為烏有時，僅有的糧餉收入便成為滿漢高利貸者、奸商牟取暴利的淵藪。乾隆年間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土地集中的趨向日益高漲，滿漢地主往往與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勾結在一起，在社會上形成強大的經濟力量。大地主和珅一人就有當鋪75座，對城市貧民進行苛剝婪索。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不僅猖撅於北京和內省，還伴隨民人出關的熱潮向邊遠地區擴張。據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的文獻記載，奉天境內的當鋪多達831家。各地旗人月餉年米，發放有期，臨時急用，只能典當借貸，高利貸資本乘機網羅射利。乾隆年間，在北京的社會上留傳著這樣一段話：“捐二十餘兩可得一甲士（指馬甲）之銀米，坐食一載，謂之‘典甲’；捐十餘兩可得一甲士米之半，飽食經年以待其本謂之‘典米’；九錢作一兩，八百當一千，謂之‘月支’；米未領下而先賤買，謂之‘短米’”。所雲“典甲”、“典米”、“月支”、“短米”，都是當時高利貸者乘旗人窘困之機，牟取暴利的剝削形式。“典”，是一種實物形式的高利貸，即預先將對方的不動產（如地、房）或者動產（如牲畜、衣物以至旗人糧餉）低價典入，由於典押物作價遠低於本身的實際價值，兩者的差價就構成高利貸的利息。當時一馬甲月餉3兩（年36兩），年米46斛（23石），高利貸者只需事先用20餘兩即可全部佔有，其剝削率之高是顯而易見的。
八旗貴族、官員運用各種手段攫取大量財富，開當鋪、設錢店，明目張膽地對旗人進行高利貸剝削。有的佐領官在本佐領內借放印子銀（一種貨幣形式的高利貸），有10個月扣完者，亦有12個月扣完者。每月關領錢糧時，勒令清償，不許暫緩。因而將利作本，利又加利，“以致兵丁生計，往往因此匱乏”。八旗官員利用職權對貧兵貸放銀兩，好比享有政治特權的高利貸奸商，貧困兵丁先是典賣土地房屋，繼之以軍馬兵械，年米月餉，經濟破產是飲酖止渴的唯一結局。(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www.qidian.com，章節更多，支援作者，支援正版閱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