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法子梁明打眼一看心下就同意了，可同時也產生了一個問題，那京城附近的百姓就沒有當兵這一來，怎麼到了地方就變個樣了？
對於這個的疑問，曹文埴做出了個極為完美的解答，“命異之，非朝廷可正。”
梁明很無語，但想了想也對，自己事一堆，那裡管得了那麼多！這公田制都廢棄了一千多年了，從宋時起，元朝掐去，到明，再到清，土地兼併從未停止，反反覆覆，一輪又一輪就沒歇住過。
從中看，宋朝的官田很快就敗壞掉了；明朝的魄力最大，搞了個兵戶，最後弄了個大爛攤子；清朝的官田則是最少。自己也沒想過搗弄官田，這也算是順應潮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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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那些個朝代都是大亂之後而定，自己這邊還沒見太多的血呢？自己除了殺掉一批地主惡霸之外，就只能抄沒滿洲八旗貴胄的土地，跟前面那些個朝代“千里無人煙”的局面相比，太是小意思了！
所以，作為主導人的曹文埴算是出了一回彩兒，入了梁明的法眼。為了給眾官員做出一個表率，梁明豎起了一杆大紅旗，輕輕一擺手，曹文埴官復原職了。就名字換了一下，從順天府尹變成北京府府尹。（實際上是一半，戶部侍郎沒了。）
而時間證明這個法子還是不錯的，短短的半個月，中華軍竟然招募到了一萬七千多人的新兵。驚喜，實實在在的驚喜！這個數目已經遠遠超過了先前的預期。
在京津，中華政權的跟腳正在一點點的向土裡扎！養料充足啊！
驅滿的第三個好處就是替中華政權贏得了戰略先機。
近百萬的滿人“背井離鄉”，自然是要有個去處的。北面正在打仗，無論是東北、還是西北，雖然都是“靜坐戰”卻也是正兒八經的戰場（雙方兵力都緊張，中華軍是真緊張，滿清是一時間抽不出，趕不及）。所以，這邊的路不通，除了一開始特意放出去了幾萬之外，盧龍、遵化、喜峰口、太平寨一帶那口袋扎的滴水不漏。
而梁明之所以要放出去幾萬那也是為了打招牌，漲聲勢。東北是滿人的老巢，但是那地方地廣人稀。除了盛京之外，吉林、黑龍江兩地不見得就比明朝時的人多。同樣，交通不暢那裡的訊息也是流傳不通，而且那的人對於滿清的忠誠還是相當硬實的。
為了標明自己的——只找八旗勳貴的麻煩，不嫌棄滿族平民，這一旗幟鮮明的態度，為了儘快的瓦解滿清最後的根據地，表明中華政權的革命鬥爭目標，梁明必須放出去幾萬滿人去東北。只有從滿人口中說出的話，才會被東北的“各族同胞”所認同。為了樹立一個顯而易見的證據，梁明甚至下令釋放了一萬名最爛的八旗俘虜。（省糧食了，我就不信他們爛泥還能糊上牆去）
幾萬人，撒在東北影子都不見一個，但也只能這麼多了！梁明不可能放出去幾十萬，他還不想給自己找麻煩。雖然那樣做能給盛京的滿清官員、八旗貴胄出一道難題！可現在時候不對，已經要入夏了，可不是要入冬，即使困難一點（越南分艦隊騷襲），但以東北的積蓄還是裹得住的。不然的話，借刀殺人的事梁明可是很喜歡幹的。
除了北面和東邊的大海，餘下的各個方向自然是敬請尊便。你往西走去山西，可以；往南走到河南，請；走東南到山東，梁明心裡樂呵。
隨便你往哪走，那都是一路兵啊！真正的大軍。
京津易主，得到訊息的山西、山東、河南、盛京等省自然要提兵勤王救駕啊！盛京因為越南分艦隊的騷襲，加上他本身也沒太多的兵馬，所以很輕鬆的被第三師一旅擋在了直隸外，連帶著還捎上了熱河方面的小股部隊。（遵化鎮方面的部隊被乾隆調去了熱河（今承德）。山西路難走，巡撫明興調來的部隊還在爬山呢！
而山東正被柴坤攻打，那裡有分的出兵。至於河南，全省上下只有兩萬綠營兵，巡撫畢沅是“有心殺敵，無力回天”啊。更可憐的是直隸總督劉峨，手頭還抱著一萬三千來人馬，連上和珅的四千多殘兵敗將正勉強應付著第三師二旅的攻擊。
現在倒好，八九十萬滿人一股腦的湧了過來，這些個省府大員那個有膽不去管？如此一來，既消耗掉了他們大量的糧秣，也影響到了南面各省的戰略籌備，還大大擴漲了中華的聲望。試看如今的北方，又有幾個人不知道中華二字的？
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為。
剩下的最後一個好處則是令梁明至今想起都感到匪夷所思的——滿人鬧內訌了。能在乾隆年間就找到“革命同志”？（注1）
這個是意外，真真的意外，梁明前先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一點，但是事實擺在眼前，你相不相信都不可能。
當然了，這打橫炮的滿人是少之又少的，而且全都是下層貧民，真正的貧民。
在入主北京之後，梁明招來眾臣商議驅滿一事，大致方陣很快就定了下來。散了之後，湯心梓、魏成貫二人卻再次入內求見。
聽了二人的計劃後，梁明差點都蹦了起來，“早滿人做內應搞些事情出來？”這可能嗎？
但事實就是事實，擺在他的面前，梁明只能選擇相信！
這群滿人人數不多，才了二十四個，將他們發展起來也不是北方處，而是清水教餘後八卦教的分支——天理教。
天理教，這個名頭很響亮（可不是小日本的那個邪教）。後世對清朝稍感興趣的人奪回知道這個名字，嘉慶十八年（1813）爆發的“林清犯闕”可是大名鼎鼎，肘腋之變從未有之（現在故宮隆宗門匾額上還有當時“林清特種部隊”留下的箭頭。斬首戰術、特種作戰，大師級人物啊！）
嘉慶皇帝曾哀嘆說：“從來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就是這個清水教的餘脈，由烏三娘出面第一個搞定的教派，出乎眾人的預料竟然在京師發展了二十四個教徒，那當真是了不得。
對於這件事，梁明是極為的好奇，心裡直癢癢。聽了湯心梓、魏成貫二人的介紹之後，梁明才發現，原來自己認為上下一體的滿族，在滋養百年之後已經慢慢的分化了，他們再也不是沒縫的鐵蛋了。
八旗人丁只有當兵者領取糧餉，餘丁耕種土地。百餘年間，下層旗人地畝己典買殆盡，家口卻不斷繁衍。生齒日繁與收入日絀的矛盾造成了以“一分之產而養數倍之人”的狀況，旗人的生活負擔不能不隨之加重。戶部尚書梁詩正在奏疏中說：“百年休養，戶口眾多，無農工商賈之業可執，類皆仰食於官。”這是旗人窮乏潦倒的重要原因。
而經受了中華悠久文化薰陶出來的八旗勳貴可不會跟自己的同胞講交情，利用職權對貧兵貸放銀兩，好比享有政治特權的高利貸奸商，貧困兵丁先是典賣土地房屋，繼之以軍馬兵械，年米月餉，經濟破產是飲酖止渴的唯一結局。
而最讓人頭疼的是，八旗的原則。它從建立之日起，便以對旗人的嚴格管理作為重要的組織原則。但由於當時旗人各有耕地，出則為兵，入則為農，耕戰兩事，未嘗偏廢，所以八旗的高度組織性非但不是滿族發展的障礙，相反卻是滿族崛興的組織保障。入關後，八旗組織的軍事職能進一步強化，而生產職能卻迅速萎縮。清統治者為了保證官兵的收入，建立起俸餉制度，並在順治十一年宣佈，准許家有4丁以下的出征旗丁，將旗地盡數退出交旗，“量加錢糧月米”，不啻成為旗人退出生產領域提供條件。
加之，八旗兵丁因為頻年出征，無力從事農畝，只得將土地轉祖給民人（漢人居多），加快了旗地轉入民人之手的過程（再由漢人轉入八旗勳貴）。康熙年間，西方傳教士衛匡國在《靼韃戰紀》中指出了旗人脫離農業生產的影響，“這些人大部分都不會耕地種田，從來沒有使用過鋤和犁，只會舞刀弄劍”。旗人不事農耕，又不許經營工商，如果外出謀生，將被視為“逃旗”而受到重懲。旗人除了當兵食餉外，只能仰給於統治者的賞賜，終日無所事事，又沾染好逸惡勞的惡習。八旗一步步變為寄生性的社會組織，喪失了當年朝氣蓬勃的活力。
對於京旗因不事生產而生計窘困的處境，滿清皇帝也逐步有所認識。乾隆三十七年就曾組織京旗移墾，就是放寬對旗人下鄉種地限制的一種嘗試。堪稱是260年前的，北京知青下鄉運動。（汗）
至雍正年間，旗人逃旗之事舉不勝數，而滿人聯手漢民聯力抗租甚至發展到對抗官府的也是時常發生，雖然倒黴的都是漢人。到了乾隆中後期，抗租不納類似事件，比比皆是。
正是由這個大環境，天理教才鬼使神差的發展到了二十四名滿族同胞。（這樣的也算是同胞了）梁明很高興，人馬雖少確實星星之火，是否可以燎原那就要看今後的運作了。
一番安排後，這二十四名代號為“二十四節氣”的滿族好同胞就分別散入了四面八方。梁明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是二十四朵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因為他對滿清的衰亡同樣抱著強烈到極致的信心。
三明一暗，為了這些好處，驅逐百八十萬滿人了所花費的工夫又算什麼呢？得失太不成比例了。
況且這百八十萬滿人散到了四面八方，乾隆老兒為了樹立滿清的威信，他就必須處理好這件事。可要想暗自百八十萬滿人，他們又要耗去多少的錢糧？又要畫出多少的田地？
這些田地又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那都要從下面刮集，那又會觸及到誰的利益呢？
在這個時候，乾隆即便知道如此作為乃是“滋敵”，可為了滿族的利益，他也只能把毒藥當水喝！
ps：注1——乾隆年間出現旗人加入民間秘密宗教團體白蓮教及其支派紅陽、混元、一柱香等教門事件，甚至有宗室覺羅“不繫黃、紅腰帶，交納匪徒”的記載。
1803年（嘉慶八年）發生“御廚”滿洲人陳德（一作成得）持刀“犯駕”事件，陳德是八卦教（天理教）徒。1813年（嘉慶十八年）又爆發“林清犯闕”的肘腋之變。畿南天理教首領林清，發動天理教起義，打出“朱明天順”的旗號，組織200人直搗皇城。雖因計劃欠周，行動過於草率而失敗，卻使朝野上下震驚一時。不少旗人與謀其事，宗室海康、慶瑤，漢軍旗人曹綸、曹福昌父子，豫王府包衣陳爽，御書房滿洲蘇拉等先後被捕處死。未被緝獲的則有“黨中巨魁”包衣人祝現。少數八旗人戶參加秘密會社的抗清鬥爭，並贊同“反清復明”口號，這是滿族內部階級嚴重分化的明證。仁宗在事後的“罪己詔”中不得不承認：“變起一時，禍積有日。”(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www.qidian.com，章節更多，支援作者，支援正版閱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