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回蔣介石苦撐待時變
汪精衛投敵成漢奸
出生於社會大動盪年代的蔣介石，早年受到過民族主義和救亡圖存思想的影響。在追隨孫中山革命時期，參加了早期的同盟會，在創辦黃浦軍校、東征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及進行北伐戰爭中，都作出了有益的貢獻。隨著權力地位的上升，在追求個人獨裁和強權統治過程中，他的權力慾望無限膨脹，專制獨裁思想也隨之膨脹。為此，一段時期，打內戰成為他的專利。
但蔣介石的民族情感並沒有泯滅。當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國民政府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蔣介石復甦了潛在的民族主義情感，最終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使中華民族全民抗戰得以堅持下來。
雖然戰局危急，東北、華北、平津、京滬相繼淪喪，蔣介石沒有動搖，更沒有屈服。198年元旦，他在當天的日記中他勉勵自己：“國際正各自擴張軍備，而表面則竟言和平。當此之時，我人對於外交，斷不宜作依賴任何一國之想，務必力圖自存自立。”
日本基於與英美的矛盾，為了避免陷入持久戰的泥沼，10月1日，日本內閣四相會議決定，在“軍事行動取得成果與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儘快結束”戰爭。這樣，在中日戰爭激烈進行之際，日本歐洲盟國德國出面“調停”，他們已經準備在**的旗幟下結成軸心，重建世界新秩序。
197年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會見蔣介石，轉交了日本的“議和條件”。蔣表示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條件。陶德曼向蔣介石透露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將於次日正式簽訂**協定，還告訴他英法等國對於這種針對蘇聯的活動不僅不會干涉，反而會暗中鼓勵，即使暫時有損他們的利益也會隱忍。
陶德曼告訴蔣介石從速選擇，不要在打得精疲力竭的時候才想起與日本人談判。蔣介石表現強硬：“假如日本不願意恢復戰前狀態，中國將不會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1月6日，陶德曼會見孔祥熙，送交了日本的備忘錄。蔣介石表示：“倭所提條件如此苛刻，決無接受餘地。”“今日除投降之外無和平，舍抗戰之外無生存。”他決定對於日本的條件“一概不予理會”。
為了爭取蘇聯參戰，蔣介石把德國大使陶德曼充當調停者的中日和談建議、及日本的備忘錄透露給斯大林，暗示蘇聯如果不武力支援中國，他將被迫議和，加入**協定軸心國。
日本政府見國民政府“拒絕答覆”，一怒之下決定終止“陶德曼工作”。這也宣告，日本試圖不經戰爭而使中國屈服的陰謀歸於失敗。1月16日，近衛首相公開發表否認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宣告，宣稱“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和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關係。”
日本在198年初提出的所謂和談，以及德國陶德曼的調停，都被蔣介石堅決抗日和維護中國主權完整的態度拒絕了。但親日派汪精衛、周佛海等，受到日本政府“要另建一個新政權”的宣告所誘惑，不但沒有就此停止其“和平”活動，聲稱要“想出一條向日本打通的路線。”
198年月，汪精衛與周佛海密議，在漢口設立了一個以蒐集日本情報為名的機關：“日本問題研究會”，由高宗武任主任，以繼續與日方恢復聯絡。
作為蔣、汪對日外交活動的一個得力助手，高宗武從小留學日本，於九洲帝國大學法學院畢業，被人稱為中國的“日本通”。由於194年協助辦理與日本人談判，關於中國與偽滿洲國通車通郵事宜，被人稱為“辦日本外交的能手”，得到蔣介石賞識，很快被提升為亞洲司司長。
198年月7日，高宗武、董道寧與日本的西義顯、松本重治、伊藤芳男5人，在香港淺水灣飯店舉行共謀推行中日“和平”會議，討論中日外交路線。西義顯、松本重治等不是日本的官方代表，而只是屬於“民間人士”。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是透過這些民間人士的穿針引線，而與日本軍部發生關係。
高宗武在會談期間，著重介紹了汪精衛曾主持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四五次常務會議情況，他強調說：“如果日本人在陶德曼調停期間稍加忍耐，那麼兩國就走到了和平的大門口了。”
雙方達成共識，中日兩國間“和平”意向如果能資訊相通，加上“和平派”的相互努力，兩國和平運動的可能性是具備的。高宗武向日方透露汪、周為首的低調俱樂部情況，說已經形成國民黨內的“和平派”。日方人聞聽後興奮不已。會談結束，決定把由影佐禎昭寫給何應欽及張群的信，由周佛海交給蔣介石。
高宗武回到漢口，向周佛海彙報了會談情況，周佛海拍手稱快。兩人將信交給汪精衛過目，汪主張由陳布雷將信交給蔣介石。
198年5月底，高宗武返回武漢，同汪、周、陶商討對策。此時，日本近衛內閣實行改組，日本願意考慮取消《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宣告，再次向國民政府施放誘餌。國民政府表示，可由汪精衛或張群出面與日方談判。汪精衛喜上眉稍，高宗武則準備揹著蔣介石前往東京。
198年7月5日，高宗武抵達日本橫濱，在影佐禎昭引導下，先後與參謀長多田駿、陸相板垣徵四郎、國會議員犬養健、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等人會見。此時，日本政府已經明確決策，用政治誘降來推動軍事侵略，並規定了誘降活動的具體目標，將誘降物件由蔣介石轉到了汪精衛、唐紹儀、吳佩孚等“中國第一流人物”。高宗武東京之行，為汪精衛集團直接與日本勾結，為其投敵叛國鋪好了路基。
198年11月19日，今井武夫等日方代表在重光堂與高宗武等進行正式會談。0日晚17時，高宗武、梅思平與影佐、今井武夫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和《日華協議記錄應諒解事項》。另外又作了《日華秘密協議記錄》。
重光堂會議及簽訂密約，是汪精衛集團的賣國罪證及賣身契。對日方來說，日本帝國主義並未把全部要求拿出來，只是為了引汪等逃出重慶，而做的表面文章。11月0日，日本御前會議透過了《重整日華關係的方針》，遠比重光堂密約對中國所提要求苛刻。由此可以看出，重光堂會議密約，僅是引汪集團上鉤的一個精巧的花招而已。
重光堂會議一結束，梅思平帶來的重光堂密約，對於準備叛國投敵的汪精衛集團來說，已到了關鍵時刻，汪精衛疑慮重重，瞻前顧後。周佛海決定從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處開啟缺口。
陳璧君是個虛榮心極強的女人，隨著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不斷升高，她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脹。對抗戰悲觀失望、情緒低落，當梅思平攜重光堂密約向汪精衛報告時，陳如獲致寶，極力主張脫離重慶。
在蔣介石一手遮天，大權獨攬的形勢下，汪、蔣曾多次為最高權力而進行針鋒相對的爭奪。汪精衛雖說也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等要職。但汪不過是徒有虛名，有名無實。在家中汪受陳璧君挾制，在國民黨內沒有實權。野心膨脹的陳璧君說：“難道當漢奸在日本人那兒也坐第二把交椅嗎？”言下之意在日本人那兒當兒皇帝，也比在國民黨內當副總裁強。
汪精衛與蔣介石的最後一次晤談，是在198年1月8日，那次兩人激烈爭執，互不相讓。蔣介石是全國統帥，原則上不反對和平，所顧忌有兩條：一是日本無談判誠意，任何時候都可以撕毀和約。和談必須以日本對中國停戰撤兵為先決條件。二是一與日本和談，中共必定坐大，內戰繼而起之。
汪、蔣各執已見，各懷心計，不歡而散。汪、蔣二人再也無法合在一起，汪精衛決定出逃。
198年1月1日，梅思平到達香港，先後在香港和上海兩地對日本表明汪精衛決定出逃。日本方面也通知汪精衛，日本政府對重光堂密約沒有異議。
根據重光堂會談所擬定的日程，汪精衛必須按時逃離重慶，以便配合日本方面的行動。他們擬定了兩條出逃的路線，一條由重慶直飛香港，但汪精衛樹大招風，風險太大；另一條是經昆明赴河內，只要徵得龍雲同意就萬事大吉，為了討好龍雲，陳璧君在此前幾個月曾一度赴河內，經過昆明與龍雲交談時，允諾幫助龍雲解決地方軍隊醫療器械和醫藥，為龍雲籌集資金開發錫礦。同時表示同情龍雲處境，挑撥龍雲與蔣介石之間十分微妙的關係。
最後，陳哭喪著臉說訴汪精衛在重慶徒有虛名，如坐針氈，想跳出“火坑”時。龍雲表示，如果汪主席去昆明，他保證十分歡迎，如果汪借道昆明出國，他盡力派人護送，且確保汪精衛的安全，一切便利條件悉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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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雖下定決心孤注一擲，因蔣介石仍在重慶，不好動身。蔣打算赴西安的行期一拖再拖，迫使汪的計劃也一改再改。直到汪於1月中旬得知，蔣於18日向全體中央委員訓話，汪總算如釋重負，決定藉此機會傾巢出動。
汪精衛畢竟是老奸巨猾，成群結隊出走必定使人生疑。於是周佛海以視察宣傳名義，於1月5日冠冕堂皇地先去昆明。陶希聖則以講學為名尾隨周行。汪精衛則約定於1月8日託詞去昆明、成都演講，偽裝笑得惟妙惟肖。陳璧君遠房侄子陳春甫則打前站，以送汪子到香港讀書為名，將汪子汪文悌和小女汪文恂送到昆明，轉飛河內至香港。
就在汪精衛預計逃離重慶的前一天，1月8日，蔣介石從天而降，一下子把汪的計劃全盤打亂。心中有鬼的汪精衛此時深恐東窗事發，坐臥不寧。為混淆視聽，汪道貌岸然地到處大談政治機構調整和金融整頓等，洋洋灑灑，不為蔣所懷疑。蔣介石根本就沒有想到過汪精衛會出逃去當漢奸。
1月9日，蔣介石令陳布雷電召周佛海立即回重慶，周以為大事不好，驚駭不已。為造成蔣介石集團的錯覺，1日下午時，周懷著鬼胎出席了國民黨雲南黨部擴大紀念週，發表題為“抗戰前後的形勢”的講話，用枯燥空洞的說教製造假象。
因為汪精衛不能如期逃離重慶，日本方面很被動，1月9日晚，已抵京都的近衛文膺只得取消大阪之行。定於1月11日晚在大阪大禮堂向全國廣播講話，以及宣佈對華“新政策”的計劃泡湯了，延期到14日發表。原因是首相“感冒”了。
汪精衛急得團團轉，深恐日本首相推遲發表聲明日期，會引起麻煩，於是急電周佛海：“蘭妹因事不能如期來，秀妹出閣佳期不必等候。”意即他不能如期出逃，要周電香港的高宗武通知日方，如期發表聲明。
汪精衛終於尋找到出逃的佳期，18日，蔣介石召集中央委員訓話，汪可以不參加。便決定趁機令其內侄陳國琦，託交通部次長彭學沛弄到了飛昆明機票，汪碰巧與空軍司令周至柔同機到達昆明。
汪精衛在昆明謝絕當地官員的謁見，直達龍雲住所，與龍雲在樓上密室長談至深夜，他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龍雲，得到龍雲的讚許，汪此時才如釋重負。
1月19日，在昆明任航空學校教官的汪的另一內侄陳國張，向歐亞航空公司總經理李景樅商洽包了一架飛機。汪精衛一夥下午從昆明起飛，於傍晚到達河內。汪在離開昆明前還電告蔣介石，說去昆明“飛得過高，身體不適且脈膊時有間歇現象，決多留一日，再行飛渝。”
而此時的蔣介石還矇在鼓裡。
按照汪精衛集團的計劃，他們對雲南的龍雲、廣東的張發奎，以及廣西、四川等地實力派進行千方百計的拉攏，以挖蔣介石的牆腳，當然其實質是破壞抗戰。在唐生智等人工作下，龍雲未能使汪的希望成為現實，張發奎等在蔣的嚴密監視下，仍留在抗戰營壘中。
汪精衛從重慶出走後，在全國上下引起了軒然大波，盛怒之下的國民黨最高當局，開除了汪精衛等人的國民黨黨籍。
日本政府得知汪精衛逃離重慶成功後，立即於1月日晚，發表近衛第三次對華宣告，在“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晃子下，提出中國放棄抗日，與“滿洲國”建立外交關係；中國締結“防共協定”；中日經濟提攜。這項宣告，對日軍駐兵有一定的期限及期滿後撤退，並且規定在和平條件實現之後，日本軍隊在協議以外地區，“立即開始撤退”等文字全部刪除了。就連參加了重光堂會議的日方影佐禎昭都感到“苦惱”。
這時已經覺察到日本變了卦的汪精衛，此時叛國決心已定，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本了。近衛宣告一發表，他立即發電響應。198年1月7日，汪精衛親信陳公博、陶希聖，帶著他給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的親筆信，以及響應近衛宣告的電稿（即豔電）赴香港。
9日，在林柏生控制的《華南早報》上，發表了汪精衛的《豔電》。《豔電》是汪精衛集團向日本侵略者公開乞降，充滿媚骨奴顏的臭名昭著的宣言書。他公開地要求中國政府，立即以近衛第三次對華宣告為根據，公然吹捧日本侵略者“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而要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不可再失此良機。”
《豔電》一炮出籠，廣大人民怒火中燒，一股反汪討逆的巨大浪潮很快席卷全國。海外華僑堅決要求國民政府“宣佈其罪，通緝其案，以正國法，而定人心。”曾被汪精衛寄予厚望的南方等地軍閥，也通電“擁護既定國策，抗戰到底。”
蔣介石在汪精衛賣國投敵的臭名***之際，全國人民群起而攻之之時，蔣覺得事情遠比自己希望的嚴重極了。遂於199年的元旦召開了國民黨中央緊急會議，討論如何處置汪精衛。最後以“匿跡異地，傳播違背國策之謬論。違反紀律，危害黨國”為由，決定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銷其一切職務。
蔣介石見軟的不行，就下決心用硬的一手。汪精衛已釀成大害，不除則後患無窮。蔣為了根除後患，動用了藍衣社特務組織，派了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將陳恭澍入河內執行刺殺汪的計劃。陳恭澍率王魯翹、方炳西等人，入河內對汪的行蹤與活動進行嚴密監視。戴笠本人也曾親自到河內高朗街察看地形，部署刺殺事項。此時汪精衛夫婦住在高朗街7號。軍統特務們不僅摸清了7號周圍的環境及住宅內情況，也掌握了汪精衛等人的生活起居規律。
月0日午夜，陳恭澍率王魯翹、唐英傑、張逢義、陳步雲等7人，直往高朗街7號。次日凌晨時半左右，陳恭澍以金錢支走了兩名越南籍的便衣警察，暗殺活動便得以順利進行。6名刺客用斧頭砍斷了竹籬笆，爬進花園，用人梯攀上窗門，再以釣索爬上三層，進入走廊。王魯翹到一樓和二樓時將攔阻的汪宅人員擊傷，迫使其縮排室內。王即直奔三樓汪精衛的臥房。
其實這房裡住的已不是汪精衛。0日晚，汪的秘書曾仲鳴的妻子由香港入河內，汪讓出自己的大房間，以示對曾夫婦的關懷，而汪則搬到另一間房內住。由於房門鎖住，王魯翹等用斧頭拼力在門上砍出一尺見方的窟窿，只見床下趴著一個人，王料定是汪精衛無疑，槍口集中向該人射擊。刺客們以為大功告成，立即撤離。
曾仲鳴胸部被擊中槍，傷重斃命，成為汪精衛的替死鬼。由於此前汪的銀行存款以曾仲鳴名義存入，這個漢奸臨死前仍強撐身體，在支票上簽字，使汪精衛的全部存款沒有化為烏有。
月1日河內刺殺案後，汪精衛已成驚弓之鳥。
日本政府接獲駐河內領事報告之後，即於月日召開五相會議，決定派遣影佐禎昭赴河內，將汪精衛護送到安全地區。影佐透過當地領事館和臺灣拓殖公司，保護汪於199年4月5日乘小船逃出河內，於5月6日到達上海。
於政治引賣國漢奸的同時，日軍開始籌備區域性進攻，以求達到震懾國軍的目的。那麼，日軍的這一目標能夠實現嗎？（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