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成建制逃散的，卻是“大清國皇帝”載灃組織的“清國禁衛軍”和“旗民義勇隊”。這些流亡日本的滿清遺民，恐懼於日本投降後自己遭到清算，踴躍參與了叛亂，可眼看著如此慘烈的屠殺，終於精神崩潰，豕突狼奔，帶動了叛亂軍的總崩。
日本政府平叛軍追亡逐北。
對於這些叛亂者，按照東京的指示，他們給與了最為嚴酷的懲罰。一切被捕獲的俘虜全部處死，人頭沿路展示以儆效尤。日本近衛軍打著天皇的菊花紋飾，拉著成車的無頭屍首，在交通要道壘起京觀，豎起牌子，如此“軍威”，更震懾得老百姓魂飛魄散。
東京方面的平叛軍一路由東而西高歌猛進，所過之處頒佈敕令，鼓勵國民舉報“叛逆”，進行了殘酷的清洗，也順手接收了很多富戶的財產以補充國庫。在如此“武功”的震懾之下，西國地方的叛亂勢力土崩瓦解，紛紛易幟，一場叛亂，冰消雪融的迅速，更不差似興起之時幾分。
載灃為首的滿清遺老遺少，這個時候簡直成了喪家之犬，四處東躲西藏。最滑頭的載振之前一直逗留在大阪“聯絡外國公使”，聽聞戰敗，死氣白咧求爺爺告奶奶要政治避難，怎奈現在實在沒哪個國家願意為了這幫政治破落戶招惹來者不善的中華帝國，紛紛以不承認滿清政府，而對方缺乏政治避難的合理理由為由，給載振吃了閉門羹。
翁同和雖然七老八十，卻一門心思“輔佐聖主”，眼看著已經是最後殊死一搏，跟著載灃就上了前線。看著這修羅沙場，老頭子嚇得只剩下阿彌陀佛的份，簡直眼睛都不想睜開。炸營的那一刻，老翁正愁眉不展，結果一聽外面的喧鬧打槍，還以為日本政府軍打過來了，當場就魔症了。老頭子黑燈瞎火也沒膽子出去挨槍子，最後一狠心，匆匆寫了兩句絕命詩，在大梁上系個繩套要“死節”。
結果載灃的小蘇拉過來找“太傅”一起跑，眼看老翁要上吊，嚇得過去就往下拽，沒想到碰翻了桌子，老翁一個沒留神真給吊上了，差點一命歸西，得虧又來了幾個人，七手八腳救了下來，三魂已經去了兩個。
活轉過來，老翁突然就看破了世情，表示要“出家”，讓皇上多多保重，就別管自己這個畸零人。
載灃這時候也來了，一看情形，眼看著外面亂了套，也顧不上太多，掉了幾滴眼淚，狠了狠心帶著人奔西邊。
老翁後來是死在亂軍之中，還是真出家做了和尚，這事情一直是個懸案，後來有幾位“名導”拍過好幾部片子，都涉及到了這個題材，更添了幾分神秘。
載灃後來是被小蘇拉賣給了日本政府的平叛軍。
眼看著抓住了滿清“皇帝”，有棲川宮威仁親王如獲至寶，當即派人把載灃和一眾滿清遺民，帶著這幫人的家眷送往東京，移交中國方面。許凡也懶得見這些人，直接把這數萬口子的旗人交給了警政部的代表，總之一切有十年前的先例，這些人執迷不悟，公審之後處罰翻倍也是理所當然。
至於那些被中國方面明令通緝的要犯，如桂太郎，明石元二郎，內田良平等人，眼見形勢不可為，直接切腹自殺，頭顱被死黨偷埋起來。日本政府軍方面久久找不到這些要犯，擔心中國方面問責，不得不懸以重賞。賞格一升再升，這些人的畫像也貼得到處都是，終於開始有些線索彙集起來。最後，這些爛得不成樣子的首級又從衣冠冢裡被刨了出來，用石灰硝了一遍之後又如同寶貝一樣裝進木盒送給中國方面，最後統一被送回中國，準備在戰後的凱旋大典之後祭告先帝鄭鷹。…,
東京政府趁熱打鐵，以“御駕迎回”為旗號，在整個日本掀起了清洗“國賊”的高潮。舊藩閥，財閥，幕府餘孽，激進社團，都遭到了沉重的打擊。凡是不服從東京政府，或者推行詔諭不得力的，都被安上帽子送進東京關押起來，換上忠於皇室，忠於現任內閣，或者是親華反戰的人士。
之前在真正期間以“思想犯”，“文化犯”等名義看押起來的中江信徒，又被政府禮遇有加地請了出來。因親華而遭到排擠的軍政要員，如荒尾精等人，也被紛紛請出冷宮，並委以重任，負責與中國方面協調，對日本進行改革。
到了十一月下旬，日本這一場空前的大騷亂逐漸平息，從迷茫於狂躁之中逐漸清醒下來的日本人，開始認真地意識到，自己的生活，從此開始，要有一個徹底的變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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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內閣已經穩固，清一色的親華分子。
新任首相西園寺公望第一次作為內閣首相出現在國會，就穿上了一身“唐服”，也就是之前所謂的“和服”。這位後來被稱為“西園寺一族中興之祖”，“新日本之父”的日本改革實際操刀者，在這個時候，充分發揮了其身兼日本兩朝重臣，清華九卿勢力代言人，維新元老，親華反戰政治家，自由憲政主義者，英美派外交家，英法友人等多重身份的獨特優勢，把日本朝野各派力量聚合起來，為了打造“新日本”的共同目標而努力。
西園寺公望的上任，除了自身根基的深厚，以及調和各方的獨特能力之外，自然也少不了中國方面實權人物的支援。這其中，首先就是掌握日本實際命運，又和西園寺公望政治理念接近的許凡。
在日本政局最為動盪和混亂的時刻，許凡幾次力挺西園寺公望的表態，以及一系列實際舉措，立刻就讓這位原本就很有威信的日本元老幾乎馬上掌握住了日本的中樞大權，得到了上至明治天皇和攝政的嘉仁皇太子，下至日本各界人物的支援和信賴。
西園寺公望自然也是投桃報李。自從和許凡一番深談之後，此人已經乾脆利落地表示自己是“許帥門徒”，公然提出“日本之前的脫亞入歐是錯誤的，現在是正本清源，迴歸中華文明正統的時候了”，並且宣佈“日本之未來在於接受中國的領導，而日本復興要從深刻反省過去的錯誤開始”。
伊藤博文留下的“政友會”，自然也落入了原本就是伊藤博文之下黨內二號人物的西園寺公望手中。有此利器在手，西園寺公望長袖善舞，與河野廣中、犬養毅等人組成的立憲自由黨組成聯盟，結成了新的執政黨聯盟。
新任陸相則由日本皇族閒院宮載仁親王親領，而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長則交給了一向以親華反戰著稱的原參謀本部六部部長荒尾精。
海軍方面，海相山本權兵衛去職，由臨時出任海軍軍令部長的有棲川宮威仁親王取代，而原聯合艦隊司令官東鄉平八郎已經乘坐倖存的防護巡洋艦高砂號回到了日本，就任海軍軍令部長。
西園寺公望留下的文部大臣一職乾脆直接交給了幸德秋水。這位年方三十四歲的中江兆民信徒，中江派新生代領袖，就此成為日本歷史上最年輕的內閣大臣。新官上任三把火，這位幸德大臣一上來就宣佈要“全面清算福澤諭吉，德富蘇峰等人的邪說”，“徹底恢復日本文化應有的本來面目，以坦誠而非矯飾的姿態面對歷史上中日之間母體和子女的關係，真正認清日本的歷史和現實，並且為了新日本加油”。…,
對此，首相西園寺公望大為讚賞，並且把當年和伊藤博文私下討論的話公開講了出來，提出“必須使國民性情活潑開朗、正大有為，不要使之陷於慷慨悲壯、偏頗奇癖。現在社會上往往以衰世逆境中人為楷模，讓年青人效仿，這種作法會留下弊害，與國家今天的繁榮昌盛不相配……致力發展教育是世界大勢所趨，應加強思考文明盛衰道理的教育”。
被稱為“幸德革新”的日本文化界**就此展開，日本輿論界，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都開始了大清洗，之前被奉為圭臬的“大日本勃興，君臨亞洲”，“脫亞入歐，進軍大陸”，“開萬里波濤，揚皇威於四方”之類的狂言紛紛被打翻在地，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是一個小國和島國，始終依附於大陸的中華”，“日本每一次的興盛，都在於和中華的靠攏，而每一次背棄中華，結果都是悲劇”。
日本學術界諸多的漢學家被激發起了狂熱的“漢學本位主義”，紛紛釋放出了壓抑已久的能量。一部部弘揚日本傳統文化（當然就是漢學），挖掘中日親善的源遠流長，論述日本人與中國人血緣上的親近，講述中國歷代對於日本的扶持和恩情，闡述日本歸附文化上的源頭對於日本民族的偉大意義，探討中國傳統的華夷秩序如何優越於弱肉強食虛偽殘忍的西方式殖民秩序的學術著作開始出版，一個個以“新日本文藝革新”為宗旨的報刊雜誌如同雨後春筍般地出現。
在日本的上流社會，漢學原本就是區分文明人和暴發戶，下等人的主要工具，現在更上了一層臺階，不會兩句漢語，幾首唐詩，您還真不好意思說自己是文化人。
外相小村壽太郎去職，並接受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最終被判有罪，處十年監禁。一貫親華反戰，又是五攝家之首的公爵近衛篤磨就任外相，很快就被在日的西方外交官稱為“中國外交部日本分部長”，因為其對一切問題的答覆幾乎都是“我需要考慮一下”，隨後出來的口徑絕對和中國方面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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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在日本新內閣的一致努力之下，一股狂熱的親華浪潮席捲日本列島。
“中日親善，建設新日本”，“中日提攜，大東亞共存共榮”，“中日同文同種，友好互助”，“致力建設中華帝國主導，中日友好之東亞新秩序”的標語鋪天蓋地，中國的赤底金龍國旗在街頭巷尾隨處可見。表情嚴肅，全副武裝的中國軍人進駐了各個主要城市和交通要津，各個列車之上，都有精通日語的朝鮮“特管”隊員押車，這些人直接聽命於駐日佔領軍司令部，接管了主要的治安維護職能，不時發動對“國賊”的“討伐”。
日本的警察被清洗，並且接受中國駐軍司令部派遣的“督導員”指揮，進行巡邏和執勤。
日本各縣，各市政府，都進行了改組，一色的忠君，親華，反戰人士，東京派出來的特派員，由日本近衛軍軍人護送，四處巡察，糾察風紀。現在敢罵一句“支那”便是國賊，毒打之後送到東京監獄，還要沒收財產。
十一月十日，中日兩國政府簽訂《中日和平友好協定》，鑑於日本一再侵犯中國，必須給與懲戒以儆效尤，日本政府將配合中國佔領當局提供有關兩次侵華戰爭的一切秘密檔案，供中國方面調查戰爭罪行，並配合一切相關的逮捕，審訊事宜。…,
作為對中國的合理賠償，日本將以十年為限，根據中國方面開具的戰費清單，對中國支付總計二十億美元的賠款，其每年的具體賠償額逐步遞增，最終達到總額，但具體的實際賠償額，將根據美國的通貨膨脹情況進行調整。
除此以外，除了海外的一些島嶼，包括但不限於對馬島，千島群島，小笠原群島，火山群島，南島外，中國不割佔日本四島的任何土地。
這個賠款金額的確定還著實費了一番功夫。
最早，日本方面提出五千萬美元的賠款約定，結果中國外交部的一位年輕幹員顏惠慶輕飄飄地甩過來一句“日本的四千萬人，一個人才值兩塊日元”，當場把日本代表氣得暴走。
因為“使日本國民受辱”，日本談判代表團中的幾位年輕人當場就要切腹謝罪。日本談判代表內田康哉趕忙解勸。代表天皇列席的伏見宮貞愛親王也有些掛不住面子，當即提出暫休，隨後和日本代表團成員密談。
再恢復談判之後，日本方面一改之前的低姿態，上來就是異常懇切地謝罪，並“請無論如何接受不少於十年五十億美元的賠款，以顯示日本的誠意”。
這個數字連中國方面也嚇了一跳，討論了一下之後卻是直接拒絕。
最終方案還是中國原來提的二十億美元，不過期限延長到二十年：
構成：
中國領土上損害的財產和人員賠償，總計十億美元。
中國支付的戰費，總計九億七千萬美元。
中國出兵日本，平叛，維持佔領行動已經支付的費用，總計三千萬美元。
一共二十億美元。
這個時候，日本人反倒來了精神，一再懇切地表示“五十億，拜託了，日本值這個價”。
中國方面自然不是發善心。
大家心裡明白，日本人高姿態的背後除了表忠和賣乖，也是擺明了還不起。到時候中國也沒什麼辦法。與其定一個天文數字，讓日本耍賴，還不如定一個比較靠譜的賠償金額。
用鄭宇的話來說：“日本都是我們的，賠多賠少有什麼所謂？搞太狠了，對大局未必有利。”
就這樣，最終定下了二十億美元二十年付清的方案。
十一月十二日，中日兩國政府簽訂《中日友好商務合同》，日本政府以九州島，四國島的一切官營資產和土地，以及國內各項稅收為抵押，從中國借款兩億華元，用於採購中國的工農業物資，滿足日本國內消費需求，以及工商業的原材料。
憑藉中國農產品的湧入，日本政府勉強滿足了“配給制”的供應，國家的局勢也開始穩定下來。因海路斷絕，原材料匱乏陷入停產的工商企業，又獲得了充足的血液，不過很多廠家生產的方向已經轉向民品。原本的統治經濟，已經由東京政府轉向民用品導向，統籌規劃。
此外，中日兩國又簽訂了《中日雙邊關稅互換協定》，也就是兩國政府分別把自對方國家進口商品徵收的關稅，以官方形式進行互換，再以出口退稅補償給出口企業，也就是事實上實現了零關稅，自由貿易。
這樣一來，日本愈演愈烈的工商蕭條和失業情況也頓時出現了轉機。
十一月十五日，由於德國“斡旋有功”，日本政府與德國政府籤訂協議，以德國提供十年期總計五億金馬克的低息貸款，並一次性提供兩億金馬克的租借費為條件，日本政府將佐世保軍港租借與德意志帝國，租期九十九年。當然，這些金馬克統統都作為戰爭賠償被中國佔領當局毫不客氣地收走，不過也給日本方面增加了兩千萬華元的低息貸款用於購買中國機器和商品。…,
德皇當即開始組建“遠東艦隊”，英國政府對此表示關注，並向日本政府提出“利益均沾”，日本政府的答覆很簡單—“請諮詢中華帝國政府”。英國方面馬不停蹄地找上中國方面，提出“德國人能得到的，作為盟友的大英帝國也應該得到”，中國的答覆也很明白：請詢問日本方面，只要他們願意，我們也不反對。英國人就這樣在兩邊跑了幾個來回，依然不得要領。日本新任外相近衛篤磨被英國人逼急了，乾脆提出“再逼迫的話在下只有切腹”，英國人最後也沒了辦法。
十一月二十日，中日兩國政府正式簽訂了《中日友好合作條約》，宣佈中國將無限期承擔起對日本政府的“督導”責任，直到中華帝國政府和日本政府均認為日方已經無須接受督導為止。
在督導期間，中華帝國政府將對日本中央及各縣，各市派出各方面的“督導員”，監督指導日本政府的改革與日常運作。中華帝國對日享有駐軍權，探礦權，於日方合作開採權，自由開辦工廠和購買土地的權力，中國企業，商戶，國民，在日本享有等同於日本國民的一切經濟權利，並且可自由往來，居住，通商，辦學。
中華帝國將指導日本政府在政治體制，軍事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社會組織體制方面進行全面改革，以提升日本國民福祉，促進東亞友好和共同發展為目標，建設新日本。
條約的簽訂，讓日本各界，從精英到底層民眾都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氣。之前的空前亂象，讓這些人都產生了難以遏制的恐懼。既然戰敗已成事實，中國人也已經控制了日本，能保住國體就好，至於改革……早就聽說中國人過得不壞，這麼多年大量的國家資源用在軍備之上，到頭來還是慘敗罷了，既然如此，乾脆轉向民生建設，對國民不也是好事？
在皇室和公卿的授意之下，以伊藤博文此前的老班底“政友會”為首，國會開始了“修憲”的籌備，準備按照中華帝國督導提供的“大綱”，徹底修訂日本憲法，以契合中日友好提攜的“新局面”。
按照新憲法，日本帝國將改名為“日本國”，採取君主立憲體制，天皇萬世一系統御國家，而民意也將得到充分尊重，達到天皇受民意於天的狀態。
在日本憲法中，把中日友好，接受中國之督導，中日經濟提攜，外交一致，致力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原則明確納入。此外，憲法中還規定，為了確保日本文化傳承，正本清源，日本教育必須以漢學為必須和首要之學科。
不得不說，日本是個很奇妙的民族。
器小易盈，一旦得志，簡直就在自我膨脹之下變成毫無底線的野獸；可一旦被徹底打敗，又會對擊敗自己的強者頂禮膜拜，馴服得如同羔羊。
兩次擊敗日本，現在更殲滅日本海陸軍，俘虜天皇，登陸日本的中國軍隊，在日本，已經成為了神の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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