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嚴格的軍紀約束之下，中華帝國的軍人們並沒有進行殘民和虐民，而是一切公平買賣。從中國運來的大批糧食物資敞開供應，價格……自然是隨行就市。
物資被徵用，又被物資匱乏搞得飢餓難忍的日本國民，紛紛到中國開設的典當鋪面和收購站用大白菜價拋售各種家傳寶物。在日本人當中，一批文物販子應運而生。這些人眼睛毒，心思活，用各種手段低價收購本國人的“真家夥”，然後加倍賣給中國官商和軍人，又從這些人手裡換來緊俏的生活必需品，然後高價賣給出售文物的日本饑民，算是皆大歡喜。
鎌倉時代的古董茶具，古佛經，唐朝時遣唐使帶回來的中國寶物，唐朝宮廷御賜下來的物件，日本大名和公卿家祖傳的名畫，紛紛以低廉得難以置信的價格落入中國官商和軍人們的手裡。
鄭宇早就盤算好了，所謂盛世古董，亂世黃金，等日本有勤勞致富的那一日，這些東西，每年丟擲個幾百件，差不多就可以把日本人兜裡的錢掏出一大塊。
按照中華帝國大本營的策略，中國在日本採取了佔領區貨幣政策，即以中華帝國印刷的“日本佔領區銀行票”，簡稱“日票”，作為有效支付憑證，強制流通。
至於日本國庫價值三千萬英鎊的外匯和黃金儲備，早在中國禁衛軍進駐東京的時候，就以“確保戰爭賠償支付”的名義被中華帝國徵用，裝船運輸到了中國，隨後名正言順成為了日本支付的第一批戰爭賠償。
這一下，日元匯率更是慘跌，日本物價飛漲，倒是中華帝國佔領當局的“日票”顯得堅挺了許多。一時之間，市集之內日元形同廢紙，倒是“日票”極為搶手。對此，日本政府也是無可奈何，西園寺公望，松方正義和井上馨等人只好拜訪日本派遣軍方面，請許凡給與解決。
許凡的對策也很簡單：“既然日元不頂事，大家都認帝國信貸銀行的日票，那乾脆就用日票好了。等以後形勢穩定下來，貴國再印刷新版日元，把日票替換回來即可。”
日本諸位元老面面相覷，卻也無可奈何。
為了支應戰費，日本政府濫印日元紙幣，日元原本就已經貶值了數倍。現在日票出現，日本硬通貨被中國運回，更讓日元信用瓦解。與其徒勞地挽救信用破產的日元，倒不如暫時依靠中國的信用，使用“日票”。
就這樣，“帝國信貸銀行東京分行“悄然開業，中華帝國特別印刷所印製的“日票”源源不斷供應給日本政府和日本派遣軍當局，用以支付僱員工資和採購物資，一切的稅收，也全部以日票支應。奄奄一息的日元經此打擊，更是慘跌，日本富裕階層多年的積蓄打了水漂，很多靠養利息度日的食利階層，包括很多資產來路不明的日本人也只能重新尋找工作。
最終，日本政府乾脆宣佈，以一萬比一的匯率回收日元，發行日票。日本也從此成為當時的世界上採用純信用紙幣的第一個國家。不過，當時已經被通貨膨脹和物資短缺折磨得麻木不仁的日本人，甚至是暗自高興的中國人，也都沒想到，日本卻是因禍得福，就此打下了所謂“日本經濟奇蹟”的貨幣基礎。
這個開創之舉，後來被日本人津津樂道了很多年。不但沒人感覺被中國方面用紙片子“坑爹”，倒很是感激“新日本之父”許凡，以及那位大中華皇帝陛下的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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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叛之後，對日本軍隊的整肅隨之展開。
按照約定，日本政府想中國方面移交了政府和軍部的檔案資料，並提交了一份日本方面建議的“戰犯名單”，基本上都是薩長藩閥，舊藩武士，財閥死硬派以及右翼社團骨幹，皇族和公卿人物幾乎絕跡，而反戰派的元老及其黨羽也推得一乾二淨。
沒過多久，在東京召開了公審，日本本土的兩萬六千八百多名戰犯被判刑，其中一千八百多人被判死刑，將與中國方面俘虜的日本軍政人員一同在中國服刑。
未來的日本軍隊規模將大大收縮，陸軍規模限定在四個師團，每師團編制為三聯隊，編制仿照華軍國防軍乙種師。此外，還會保留四個簡編旅團的架子，實際上就是聯隊規模的部隊，在戰時可擴編為師團。
海軍陸戰隊規模限定在兩個旅團，而海軍艦隊現有五千噸以上的艦隻作為戰利品全部轉交中國海軍當局。未來五年之內，日本將不得擁有一萬噸以上的戰艦，海軍總噸位被限定在中國海軍總噸位的一成。
在遼東和朝鮮投降和被俘的日軍，已經被發送到戰俘營組織起來。進行一個月的洗腦教育和再組織，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互相檢舉揭發，未來將在統一的北京公審上獲得應有的懲罰。服刑的，自然是作為廉價勞動力發往朝鮮從事“勞動改造”和“再就業培訓”，主要是從事路橋建設以及開礦。在這方面，趙秉鈞的“警政部”有組織旗人“勞動營”的豐富經驗: 嚴格的軍事化管理，廣泛開戰勞動競賽，以成果決定待遇和地位，在俘虜內部展開全方位的洗腦教育，發動俘虜開戰批評和自我批評，互相檢舉揭發，並組織俘虜中的先進分子擔任管理。普通罪犯十年勞役，表現特別優異的，可以酌情減免，表現頑固的，就要加期。
按照鄭宇的計算，這些壯勞力能夠給帝國創造的財富，有旗人爺們珠玉在前，鄭宇還是很期待的。跑？朝鮮人恨日本人恨到骨子裡，任何一個明智的日本人，都不會愚蠢到在這裡逃跑。老老實實服完刑期，才是最明智的選擇。
日本政府，鑑於財政困窘，最後也開始在勞力輸出上打起了主意。大批在平叛中被俘的叛軍俘虜，以及被抓起來的罪犯，乾脆被日本政府判處罪行，並“移交”給了中國方面，中國方面按標準（當然是極低的標準）核定勞務報酬交給日本政府，而這些人也就成了中國合法使用的勞工。
這部分勞工，被中國政府交給警政部送到內地，投入到了火熱的建設之中。手頭驟然寬裕起來的日本政府食髓知味，三天兩頭整肅一遍“國賊”，把一些頑固不化的分子送到中國“改造”，生意居然是越做越大，在戰後的長一段時間裡成了日本“外匯”的主要來源之一。
應該說，日本由於民間家門傳承的緣故，民間其實隱藏了很多的財富。這場大清洗之中，日本很多世家被連根拔起，連帶著收繳了大批隱藏起來的財富。因禍得福之下，日本政府的財政窘境也得到了一定的緩解。
根據中日兩國之前的共識，對日本經濟體系的改造全面展開。
日本的安田，三菱，三井，住友等財團，大倉組等官商，這一次，終於開始遭受到了來自政府的無情控制。作為對戰爭具有責任的團體，這些組織的部分激進領導者被清算。由於早就由統治經濟管制進行管轄，資產和業務都被政府完全掌握，政府直接就對這些財閥的股權情況進行了清理，並強行佔有其三成股份。另外三成，由“日本公平社”這個半官方半民辦的組織持有，其主要執行機構為理事會，由日本和中國方面聯合組成，其投資收益用於組建和維持日本的底層民生維持系統。…,
由於戰爭和海貿斷絕而陷入困境的很多日本企業，如生絲，紡織，化工等，都被納入了中國的經濟體系，透過與中國方面對口企業締結貿易合作，很快就獲得了新的訂單和原材料，恢復了生產，甚至還從中國銀行界獲取了至關重要的融資，從中國訂購機器，改造設施，擴大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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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三菱，川崎等軍工企業，以及日本陸海軍的各個官辦兵工廠，包括小石川槍械所，大阪炮兵工廠，室蘭制鋼所，東京炮兵工廠，八幡制鐵所，明治鍊鋼所等，統統由中華帝國大本營經濟組派出的接收團隊接管，在日本方面的配合之下，對主要人員進行了嚴格甄別，隨即迅速開始有選擇地恢復生產，尤其是重點針對華軍消耗量最大，口徑標準也一致的七十五毫米炮彈，手榴彈，擲彈筒，擲彈筒榴彈，炸藥，十二寸高爆彈，各種鋼材等。
在三菱，川崎的造船廠，以及橫須賀，佐世保，長崎，橫濱等海軍工廠，中華帝國海軍軍工系統和幾大造船業民營巨頭組成的接收團開始整頓船廠，甄別人員，補充和替換機器設備，派遣技師，並迅速恢復了修船，民船建造等業務。
在未來的規劃中，日本海軍在五年內將不得擁有一萬噸以上排水量的戰艦，但日本的造船業，作為一個已經高度發達和完備的工業體系，卻不能被白白浪費掉。這些廠區，機器，工人，技師，圖紙，船臺，各種技術學校都是非常寶貴的生產力。而他們，對於日本經濟的恢復，鞏固中國對日本的影響與掌控，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未來的日本，將作為輕型艦船和民船的重要生產基地之一，納入到中華帝國的整體造船體系之中，縮小中國與歐美方面在船舶建造規模上的差距，並取長補短，共同發展。
就這樣，藉助中日兩國強有力的戰時統合經濟體制，迅速恢復了生產力的日本企業，不但滿足了國內消費的需求，也開始填補上中國方面由於戰爭規模快速擴大帶來的生產力缺口。在後來的朝鮮開發中，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日本經濟也受益不少，當然這是後話。
中國提供的“日票”，本身是一種無貴金屬抵押的信用紙幣。
日本政府要獲得日票，除了之前以存量日元進行的置換以外，就是要依靠對華出口實物資產，或者乾脆對中國方面發行國債。
另一方面，中國駐日的管理當局，派員，駐軍，之前就已經以日票發放了一半數額的戰勝獎金（一般是十二個月到三十六個月的工資）。這些腰包鼓鼓的大金主到了日本，面對著熱情而友善的戰敗國國民，也開始動起了腦筋。
從國內捎帶些緊俏物事，從日本買些便宜貨，甚至嚐嚐價格便宜到令人髮指的日本ji女，藝伎，逛逛各色餐館，茶樓，酒肆，嚐嚐日本料理，買幾套唐服，摺扇之類的工藝品，居然把日本日漸蕭條的消費市場逐漸帶動了起來。
就這樣，日票以其數量充足，倒是很快營造出了旺盛的需求，刺激了日本經濟快速地恢復和擴張。
當然，在這樣的信用擴張，經濟迅速膨脹的背景下，通貨膨脹是免不了的。不過，這樣緩和而隱蔽的通脹，比起之前日元一年幾倍的惡性貶值，已經實在是好上太多。再加上中國方面華元貸款保障的物資供應，日本政府也嚴格控制著公共開支，沒有採取濫印紙幣，通脹也的確並不明顯。…,
針對日本經濟的對外貿易結算，中國方面提供了總計兩億華元的信貸資金。由於中國對外貿易規模巨大，加上大中華經濟圈的龐大體量，華元已經具備了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的地位。這筆貸款，使日本的對外貿易，尤其是進口，幾乎全部以華元結算，倒是幫助華元又擴充了國際流通市場的份額。
為了改善財政情況，同時也是為了刺激經濟，日本方面甚至開始大規模出口優質木材，銅礦和硫磺來抵償中國的貸款利息，並換取中國生產的各種機器設備，其他緊缺原材料，恢復和擴大工業生產。
日本國會很快透過了新的稅法，重新清理了日本的財稅體系，去除了一些損害工商業長期利益的苛捐雜稅，而對中產和富裕階層增加了高額的累進所得稅。原來給與外國企業的超國民待遇，被國會以“違憲”的理由取消，倒是讓日本上下出了一口惡氣，民氣得以一振。
能夠違抗歐美列強的意志，限制對於日本的盤剝，也算是被中國“督導”帶來的好處？
對此，歐美工商界自然發出了抗議，但抗議到最後也是不了了之。超國民待遇，說到底也並不符合公平原則，既然違憲，那……
最關鍵的，還是中華帝國用沉入海底的四十萬噸鋼鐵，俘獲日俄兩支艦隊司令部人員奠定的赫赫軍威；是中華帝國陸軍全殲俄羅斯帝國後貝加爾方面軍，俘虜克羅帕特金樹立的不敗威名；是中國軍人追亡逐北，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鐵血豪情。
對這一切，即使是列強，也不得不給與足夠的尊重。
要說對中國軍隊進駐最感到高興的，卻是日本的女孩子們。
在日本的傳統社會中，女孩子一直是作為某種“貨物”而存在的。對父母來說，為了家門，把女孩子以一個好價錢賣出去是很天經地義的事情。戰後大量壯勞力的喪失，讓很多家庭失去了主要的經濟來源，陷入了困境，這些女孩子就更成了改變家境的最好工具。
隨著戰爭的進行，大批日本青年喪身戰場，倖存的也不知道要在中國的戰俘營，勞動營呆到什麼時候。青年男子的緊俏，讓日本的整整一代女青年產生了深刻的危機感。
在城市，帥氣英武，手裡又有“日票”的中國大兵，尤其是軍官和士官，成為了日本年輕女孩子爭相攀附的物件。別說是未婚軍人，哪怕是已婚的—中國不是允許一夫多妻嗎？做小不是問題，聽說中國那邊婦女解放之後，即使是小老婆，也要享有充分的權利不是？妾生子，雖然沒有繼承家業的權利，不也要確保受教育的權利嗎？
在日本各大城市，一到節假日，經常可以見到全身戎裝的中國軍人，身邊小鳥依人一般偎依著一名日本女孩子，穿著日式傳統服裝，一臉的羞澀與甜蜜，而沿途的日本女孩子，看向這兩人的目光更帶著嫉妒和羨慕。
為了爭得中國軍人的歡心，很多未經人事的日本女孩子自薦枕蓆。
中國人不是傳統的嗎？上了就得負責任吧？不少字既然如此……
在鄉間，中華帝國急日本人民之所急，釋出了“招工廣告”，以比日本高出一倍的價格招收女工，而且先支付一年的工錢。
由於是信譽卓著的中國政府釋出，而且是去中國“淘金”，貧困的日本農村家庭立刻就動了心，在父兄的動員下，再加上去“大地方”看一看，賺錢，甚至“有機會嫁個中國人”，女孩子們趨之若鶩。
很快，十萬名日本女孩子已經抵達中國，被安置在了新建的一大批服裝廠裡接受培訓。未來，這些吃苦耐勞，服從管理的日本女工，將在中國從事十年的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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