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少男多的中國，當然也會總會有光棍願意迎娶這些青春少女。作為大國，傳統上總有一番開闊心胸。別看之前恨小鬼子恨得牙根癢癢，現在小日本已經被揍得慘不忍睹，國家也被中國徹底控制，更有如此楚楚可憐的女孩子大老遠跑來做苦工，中華爺們也犯不上和他們計較不是？
日本政府方面，眼看著財政狀況的惡劣，也不得不廣開財源。國內中上階層的一些底子被掏得差不多之後，這些日本精英又以其豐富的經驗，很熟練地選擇了“風俗業”作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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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藏相松方正義親自拜訪許凡，提出日本政府“充分考慮天朝軍方長期在邊塞作戰，軍士勞苦功高，又要身處西伯利亞的苦寒之地”，“將士遠戍，保持士氣，化解寂寞實乃首要”，而在此方面，“日本自古有些經驗”。
許凡看著這人吞吞吐吐，也知道大概是怎麼回事，當即安排負責在日本採購軍需的經濟協調委員會負責人和他會談。
其實所謂軍事特殊慰勞服務，在帝國軍中也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安南，甲午歷次戰爭中，鄭鷹等人都在前線後方的輪休基地設定了所謂“特別茶社”，供軍人發洩**，以免侵犯平民或弄出兔子之類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是用官方的管理，提高衛生條件，避免軍人感染性病，統一採用了荷蘭人1883年研製（史實），目前已經大規模國產化的乳膠避孕套。當然，把高額軍費又在不動聲色之前收回一部分，也是某種心照不宣的非首要考慮。
出乎日本方面的意料，中國方面的負責人幾乎是一口回絕了日方的提議，表面上說的冠冕堂皇，什麼帝國軍人以保家衛國為念，軍紀嚴明，絕無貪戀女色，滋擾地方之舉，什麼中華天朝上國禮儀之邦，什麼帝國尊重女性人權等等。私底下，幾個人卻向許凡報告，“擔心日本人利用女色傳染性病，影響我帝國軍人戰力”，也有人直言，“我帝國窮人家女子多有被迫從業者，若此等倭女操此業，置我國貧苦女子於何地？”
最後還是陸軍部方面某位大佬發了話，提出“西伯利亞天寒地凍，實非女子所適宜從業。既然日人有意，何妨一試”。日本方面心憂財政，又大出血地提出“我x本國新女性從業之收入分成兩成即可”，終於打動了中國方面。
最後，抱著“姑且一試”的態度，中國的軍需採購人員和日方一起在“盛產美女”的東海道，北海道各縣設立招工點，以日本式的“腹藝”提出“招募溫柔美麗能吃苦之特別茶話女服務生”，並進行嚴格的體檢測試。日本各地被戰亂，貧窮和飢餓折磨得惶惶不可終日的日本少女聞風影從，每天招工處都是人山人海，入選者無不熱淚盈眶，與親人抱頭痛哭。
這些入選的女孩子，又被日本政府圈禁起來進行密集的洗腦，從民族大義講到個人前途，把慰勞中華天朝的遠征軍和日本民族的興亡聯絡到一起，堪稱“微言大義”，並進而引申到她們這些人將來也會成為各家的驕傲，並且有機會“去中華或者外洋過上好日子”。半哄騙半強迫，這些女孩子都和政府簽訂了賣身契，成為了日本官方牌照的ji女，並且堂而皇之的提供給中國軍方，成為“軍需品”，日本政府在其可憐的兩成收入分成中又拿走一半，用以支付中國方面的戰爭賠款和貸款。…,
這些日本女孩子，在日本那些富有經驗的風俗業“達人”，鯨屋和宿屋老闆，番頭的調教之下，全都學會了各式各樣的床上技巧。為了創收，日本方面也絞盡腦汁，成立了所謂的“藝能開拓學社”，專門為這些ji女開發各種取悅男人的服務項目，並且對這些女孩子嚴加訓練，力爭“一炮走紅，打響大和撫子的招牌”。
兩個月後，第一批日本“特別茶話女服務生”抵達西伯利亞和東北前線，很快就以其柔順，服從，花樣繁多而在前線的輪休基地內開啟了市場，極大緩解了前線將士的思想和孤寂之情。中國陸軍部為此對日本方面釋出了“感狀”，表揚日方“巾幗不讓須眉，大東亞新秩序之肇建，實有大和撫子之功”。受寵若驚之下，日本政府更是賣力，又開發出了眾多花樣，尤其是把鎮壓的各財閥，謀逆分子，死硬文武官員和勳貴的女眷也提供了出來，而且設定了相對較高的價碼，以“華族”為招牌，出口創匯，專供華軍方面的“奢侈性消費”，又贏得好評如潮。
中國軍人們在這方面好講隱語，於是紛紛用“吃日本料理”指代。後來這股風潮也傳到了後方，“日本料理”乾脆成了“日本式服務”的代名詞。
到了戰後，這些訓練有素的日本娘子軍中的大部分也無法回鄉，乾脆繼續從業。他們的組織，則轉移給了中華帝國總情局組建的日本新社團“亞友會（asianfreinds）”，由其在歐美廣泛開設“大和旅館”，提供全套“日式茶話服務”，蜚聲海外，成為日本一大創收來源，並且為中國方面提供了大筆的預算外情報經費。
這些日本ji女中較為出類拔萃者，經過仔細甄別，很多人都由中國總情局安排進行了間諜培訓，並以這個掩護身份廣泛蒐集歐美國家民間情報，成為後來亞盟情報體系的重要觸手。
當然，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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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抄沒家產，勞務輸出，稅收整頓，沒收財閥產業部分股權，乃至發行日票等手段讓業已破產的日本政府終於緩過一口氣，但面對著對華戰爭賠款，天文數字的內債外債，日本政府依然不得不劍走偏鋒。
為了減輕財政負擔，日本新內閣釋出了文告，甚至天皇本人也頒佈詔書，宣佈“為皇國安泰，減輕國家和民眾的困苦，對內國債一體按面值的三成償付本金，免除利息，五年內償付完畢”。
就這一下，高達十億日元的內債就被日本政府削減到了三億日元，而很多購買了大筆內債的日本銀行立即陷入資不抵債的狀態。為了避免擠兌，防止日本金融秩序全面崩潰，日本政府不得不向中國方面求援，最後在中國方面的建議之下成立“銀行再擔保局”，以日票償還儲戶存款的損失，但上限為個人兩千日票，企業兩萬日票。
很多日本銀行由於資金周轉困難，又面臨擠兌的風險，被迫地板價甚至無償轉讓給了中國方面的幾大銀行。
與此同時，日本又以其獨特的島國文化，掀起了一場“為國減輕負擔”的全國運動。肩負重任的日本政府公務員，退伍軍人，志願宣講員走家串戶，向所有六十五歲以上老人講解國家的困難，國民的苦難，新日本沒有資源承擔太多的養老責任，並建議這些沒有足夠勞動能力的老人“為了國家，為了大和民族，也為了您的後代家人，以坦然的態度尋求解脫”。…,
很快，日本就掀起了老人自殺的浪潮。這些被民族大義的大棒砸彎了腰，又被後代子孫福祉這樣的推心置腹說動了心的老人們，眼看著家人忍飢挨餓，不由得多了內疚，也失去了繼續苟活的心思。
死，在很多時候，也並不是很難做出的抉擇。
在日本式的人生哲學指導下，這些老人們紛紛寫下遺書，慷慨赴死，以減輕家人和社會的負擔。
這一運動，在日本引發了劇烈的反響和震盪，很多失去了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尤其是殘疾軍人，面對這樣慘烈的局面，也紛紛選擇了自殺。日本政府受到鼓舞，又發動輿論把矛頭指向了各種弱智，遺傳重病無法工作者一類的“社會負擔人群”，開始了半鼓動半強迫的清洗。
在大清洗之中，日本人口到底因此減少了多少，在後來有著各種各樣的猜測，而日本政府則始終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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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最近很忙。
正式投降後，這位日本至尊一直滯留在中國，由鄭宇“邀請”去了北京，並且派了專人陪同“賞玩中華風物”。
明治天皇在安排之下，檢閱了中國禁衛軍部隊，又和鄭宇一起檢閱了北方方面軍的“獻俘”儀式，眼睜睜看著十幾萬的俄國俘虜被押解著經過長安街上的凱旋門，從天安門前沮喪地走過，看著廣場上中國民眾山呼海嘯一般的歡呼，看著旗幟的海洋，以及獻俘部隊嚴整的軍容，看著新編成的摩托化部隊，航空部隊和浮空部隊的英姿，又是多了幾分複雜的情緒。
隨後，明治天皇又被引領著參觀了北京周邊的各大工廠，尤其是炮兵工廠，炸藥廠，槍械工廠，機車廠，飛機組裝工廠，看著充滿了大工業暴力美學的大工廠區，看著流水線作業下高效率，大規模的生產，又看到了青年團，少年團的軍事化組織演練，公益勞動和民族主義教育，看著這些青少年如同軍隊一般令行禁止，又不失活力與熱情，明治天皇對於日本的失敗，已經再無任何遺憾和怨念。
他已經非常清楚，即使再來一百次，結局也不會有什麼改變。這種全方位的實力基礎差距，決定了中日的實力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日本，已經沒有其他選擇了。
不過，鄭宇在接見這位身份尷尬的天皇之時，卻提出了一些讓明治天皇有些摸不到頭腦的提議。
鄭宇提出，未來在東亞，為了加強各國的友誼與文化交流，應該定期組織各種競賽和互訪。比如，既然歐美人組織了奧林匹克運動會，那東亞也可以組織東亞運動會，至少中日朝琉是可以參加的。
此外，中日之間還可以舉辦圍棋擂臺賽，每年一屆。再比如亞洲工業博覽會，亞洲文化博覽會……
這倒讓明治天皇多了些心思。
戰場上打輸了，在這些競賽上爭回些面子，倒也可聊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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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凡在日本倒是如魚得水。
這位海軍元帥一向被視為民族主義者中的亞洲主義者，在日本私下的口碑很好。中國海軍三次完勝日本，更讓這位元帥在崇尚強者的日本成為了偶像一流的人物，被視為“世界海軍神將”。
日本前海相山本權兵衛，雖然由於對華戰爭問題被強令退役並接受審訊，最終判了五年徒刑，可拜訪了許凡元帥之後，出來後卻長嘆一聲，滿臉遺憾：“此生不得為許帥座下走狗，吾生之憾也。”…,
許凡處事公正，待人接物也極有策略，威嚴之中透著平和，與之前日本政軍兩界，在國運相賭之下有些歇斯底里的治政相比，實在是一股和煦的清風。在這位元帥果斷又不發靈活的手腕之下，日本多年積累的陰暗，很多被人憎惡，卻又礙著某些糾纏不清的原因難以革除的弊政，逐漸被掃清。日本社會上上下下在這股清新的風潮之下，也開始發生某些奇妙的變化。
日本傳統的等級社會，糾纏不清的派閥政治，在佔領軍當局引入的相對講求平等和效率的管治方法衝擊之下，也是在日本政府“討伐國賊”的一系列掃蕩之下，逐漸開始了瓦解。
一些以民權，憲政，民生，民主，關心底層，全民福祉為號召的左翼政黨，開始從地下浮上水面。中江兆民的信徒，在許凡為首的佔領當局半公開的支援下，開始逐漸佔領了一部分輿論陣地，宣揚民主自由，人權這些在日本被視為離經叛道的思想。
這些人開始論述了西方社會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歷史，闡述了社會契約理論，三權分立理論，講述了憲政與君權神授的區別，也謹慎地提出，日本之前的政治體制留存了太多舊藩政的殘餘，天皇被作為政治偶像而神化，成為藩閥和財閥勾結操控日本的傀儡，並且從文化上對民眾加以愚化和毒害，現在實在是到了需要撥亂反正的時候。
當然，這些人也不可能做得太出格，更不可能直接反對天皇萬世一系，只是要求憲法中增加一些對個體權利的保護，在社會制度框架中增加對底層的關懷，對言論思想等各種人權的保障。
但這已經足夠震撼了。
日本的青年知識分子，因為兩次的戰敗，本身已經在痛苦地思考日本未來的何去何從。福澤諭吉，德富蘇峰等舊偶像，已經被徹底打倒，日本思想界一時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雖然已經提出了“迴歸華夏”，“師法中華”，但到底學什麼，怎麼學，又如何與日本的國情結合，什麼是本，什麼是末，讓這些人也很是頭疼。
現在，中江兆民信徒的高調出擊，尤其是後邊中國佔領當局有意無意的支援，讓這些人開始看到了一個方向。
原本在武士，財閥，政閥，甚至警察官吏面前都只能唯唯諾諾的底層民眾，眼看著一項項直接提高民生和保障勞動者權利的政策出臺，看著佔領當局釋出的文告，也逐漸開始活了心思。
對此，日本政府是非常警惕的。西園寺等實權派，三番五次拜訪許凡，試探中國方面的意思。許凡的態度有些曖昧，只是說這一切都是憲法中言論自由的體現，也符合開民智，強國家，固國本的要求。所謂治國，無非是缺什麼補什麼，之前日本缺少這些東西，才導致國家在專制體制下越陷越深，淪為軍國主義的擴張機器。現在要撥亂反正，迴歸正常國家，沒有這些新的文化成分，新的政治力量，還是原來那些人玩著老一套，能實現嗎？
西園寺公望等人面對這位重兵在握，深不可測的上國元帥也沒什麼太多辦法，只能委託駐華大使內田康哉試探中國本部方面的意思。
李經方的回覆也很簡單：“敝國皇帝陛下說過，許帥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
就這樣，一股反權威，講民權，宣傳民主憲政思想的潮流，在中江兆民信徒的推動下，在佔領區當局的默許下，在日本各階層博弈導致的微妙局面之下，就這樣開始了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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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宇早早就注意到了這些變化。
他很清楚，許凡要去日本，除了有這個人對於皇權一如既往的戒備，也是有著在日本實驗一些東西的考慮。
他並無心阻止許凡。在他看來，以日本為實驗田，有選擇，有步驟地推行一些政治實驗，對於中國未來的持續改革，還是很有借鑑意義的。說到根上，中國和日本，傳統文化相近，政治制度也很多相近之處。許凡的大膽實驗，如果成功，對中國自然就是現成的模板；如果失敗，也可以提供很多教訓，另外不也是對於國內某些不切實際的民主原教旨分子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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