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統一的大英帝國，中央政府將掌握一切貿易，外交，軍事權力，擁有全世界最為雄厚的經濟力量，並依託這一力量組建強大的軍隊，使帝國的商業利益可以通行全球。帝國內部，由來自各殖民地和自治領的代表組成帝國議會，掌握統一的立法權利，而各殖民地和自治領自身的議會在帝國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下進行地方立法。
這樣一個威權統一的大英帝國，將令其他一切帝國相形見絀，並徹底打消他們肢解並侵佔大英帝國的企圖。不列顛的光榮，將在二十世紀以更加輝煌的姿態延續下去，聖喬治旗高高飄揚，直到末日審判的來到
張伯倫的宏論一出，倫敦上流社會的論戰更是如同烈火烹油。激進的自由黨和自由聯盟黨已經開始了公開合流，甚至原本態度曖昧的坎貝爾?班納曼，阿斯奎斯，勞合?喬治等自由黨巨頭，看到風潮如此，也不得不開始正視這一問題。
一時間，倫敦艦隊街的各式報刊雜誌紛紛熱議，很多英帝國主義者都紛紛表達了對於其他強國藉助英帝國自由貿易政策崛起，逐漸開始威脅英帝國全球利益的憂慮。
英國本土輿論這一股風潮，很快就在殖民地激起了反應。
在加拿大，《環球報》很快刊登出一篇文章，呼籲英帝國政府謹慎對待業已具有悠久傳統的殖民地自治體制，甚至含蓄地提到，加拿大“位於北美”，“有悠久的自治傳統”，“在很多地方，它與南面的鄰居不無相似之處”，言下之意已經昭然若揭。
還沒等倫敦方面作出回應，加拿大另外一家報紙《帝國郵報》就跳了出來，與這各加拿大報業上的主要競爭者公開對陣，提出“大英帝國的強大，有利於自治領的商業利益和自身安全”。但同時，這位加拿大第一任總理麥克唐納建立的報紙，也含蓄地表示了對於目前英國本土關於自治體系問題發生爭論的關切，希望“能夠在尊重自治領傳統和意願”的基礎上，把英帝國的全球秩序加以完善。
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愛爾蘭，報刊之上都出現了某些用詞謹慎，意思含蓄的文章，共同特點，就是對於英帝國可能在殖民政策上出現的轉向表達了疑慮。但隨即，很多殖民地的英帝國主義者，也迅速組織了反擊。
“面對澳洲即將遭遇來自東方人的威脅”，“帝國各個部分加強協作有什麼問題”，“效忠女王的愛爾蘭人才有一顆真正的凱爾特心臟”，“南非自由的布爾人願意為英帝國這個大家庭貢獻力量”……
在各個殖民地內部，英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自治主義者，激進民族主義分子，分離主義分子，保守主義者，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大混戰，口水四濺，到處都是形形色色的大帽子，我說你是“叛徒”，你說我是“印奸”，他說她是“中國人的情婦”，她說他是“無恥下流的英格蘭醉漢”。
在英國本土，面對殖民地的亂象，英國政治家們也有些迷糊。自由黨和保守黨的上層，依然保持著相對保守和穩健的策略，依然把精力集中到對華國策之上，暫時還不想觸動太多內部的敏感問題。
但約瑟夫?張伯倫已經等不及了。這位年近七旬的老者，以和年齡不相稱的激情與豪邁開始了大串聯。…,
自由黨內部的激進派別，保守黨內的“關稅改革同盟”分子和同情派，以及最近轉向的議員，各界有力人士，以張伯倫的“關稅改革同盟”為核心，逐漸開始形成了一股半公開的力量。
他們召開聚會，募捐資金，鼓動宣傳，安排各地的講演和串聯。很多激進的議員提議，要提議上下兩院“認真討論現內閣在貿易，外交和軍事方面的得失”，“對帝國下一步的政策展開開誠佈公的討論”。很多年輕議員，甚至激動地喊出“打破黨派之別，只有一個英格蘭”的口號。
利用英帝國主義保守分子掌控的各大報紙，甚至包括很多“便士”報，再加上關稅改革的口號迎合了某些英國財界人士的口味，約瑟夫?張伯倫很快就在英倫三島掀起了關稅改革的輿論熱潮 。
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年輕的英國議員正在冷靜地觀察一切。
溫斯頓?丘吉爾，前保守黨議員，後來因為和約瑟夫?張伯倫在貿易關稅問題上產生分歧，而保守黨當時和張伯倫的自由聯盟黨（和自由黨不是一回事）結成盟友，故而這位馬爾巴羅公爵的孫子叛離了保守黨，自稱“獨立的保守黨人”，後來乾脆加入了自由黨。
他就是那兩篇文章的始作俑者。
丘吉爾是一個典型的大英帝國主義者。他與張伯倫發生的衝突，只是具體國策方面的認識差異，而非根本理念上的衝突。當時的丘吉爾年輕氣盛，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把不列顛傳統的一切奉若圭臬，因此對張伯倫離經叛道的“真正帝國主義”無法苟同，導致分道揚鑣。
到了現在，面對英國在本次經濟危機中受到的沉重打擊，面對中國透過有效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取得的成就，面對著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滄海桑田，這位年輕議員也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觀點。
丟擲那兩篇作品，一方面是出於責任感，一方面也是為了試探英國朝野的反應，以便於下一步的行動。
丘吉爾並不著急，他有的是時間。
在他看來，保守黨貝爾福內閣已經是日薄西山，只是早下臺和晚下臺的區別罷了。現在，他需要摸清楚的主要有兩件事：
第一，保守黨透過內部換馬，是否可以解決受到彈劾的威脅；
第二，如果解散國會，重新選舉，誰會贏得多數。
在丘吉爾看來，保守黨內部固然有很多人支援張伯倫，但貝爾福內閣長期表現的低迷，在這個時候，影響的不僅僅是他個人，更是把整個保守黨拉下了水。當然，保守黨形象的低落也有丘吉爾的功勞。這位被保守黨視為“叛逆”的自由黨年輕議員，透過這兩篇文章，巧妙地把英國這十年來的經濟低迷，國際地位下降，軍事表現差勁，統統歸到了貝爾福內閣的頭上。當然，這本來也並非杜撰，而是客觀的事實。總之，即使換馬，也無法挽回保守黨的人氣。
那麼，解散國會重新選舉，從目前的情況看，貝爾福內閣臭了大街，關稅改革很可能成為一個香餑餑。對中下層來說，保護性關稅意味著很多被其他工業國搶走的工作崗位會回來，而英帝國內部特惠關稅可以保證從加拿大，澳洲和印度進口的農產品價格不會出現大的上漲，也就能夠爭取到中下階層的支援。對工業資本家來說，這些措施意味著英國本土的工商企業會獲利。唯一可能不高興的，除了亞當?斯密的徒子徒孫，還有那幫子頑固守舊的上院貴族，老派人物，再就是在英國和海外，尤其是中國都有大筆投資的銀行家和食利者了。…,
這樣一來，約瑟夫?張伯倫這個大英帝國主義的旗手，關稅改革的倡導者，萬眾矚目的政治家，能夠獲取首相的寶座嗎？
溫斯頓?丘吉爾老練地觀察著張伯倫的表現，看著這位老牌政治家四處活動，最後卻得出了一個結論：沒戲。
張伯倫，原本屬於自由黨，卻由於關稅問題上的矛盾，拉著一幫志同道合的自由黨同志另組自由聯盟黨，與保守黨合作。到了現在，眼看著保守黨的貝爾福勳爵執迷不悟，他又乾脆大挖保守黨的牆角，串聯人員組織“關稅改革同盟”。這正所謂“老而不死謂之賊”，此人折騰來折騰去，固然讓英國多次就保護性關稅陷入爭吵，卻也讓他自己成為保守黨和自由黨都很看不上的人物。此人鬧騰十幾年，很可能最後還是給旁人做了嫁衣裳。
這樣一來，張伯倫的自由聯盟黨在選舉的時候也難成氣候，最終得利的，很有可能就是自由黨。
丘吉爾的視線落到了一個人的身上：亨利?坎貝爾?班納曼，自由黨溫和派代表，人稱“好人亨利”，年近七旬的老牌政客。
在丘吉爾看來，自由黨的三巨頭中，屬於張伯倫派的阿斯奎斯是激進的英帝國主義者，原本就與殖民地自治力量有些不睦，在這個時候一旦上臺，英國的這股風潮就不知道要吹到什麼地方，一個沒留神就是引火上身。這個人可以做內閣成員，卻未必可以被接納為首相。
勞合?喬治，這個人有足夠的野心和手腕，也有有足夠的煽動力，大膽，有魅力，非常機智，善於辯論。很多時候，丘吉爾都不自禁地模仿這位野心勃勃的自由主義者，而且很有策略地和這位他看好的後起之秀，自由黨激進派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鑑於大環境如此，本站可能隨時關閉，請大家儘快移步至永久運營的換源App，huanyuanapp.org 】
但畢竟……這個人的資歷還淺。而且更重要的，勞合?喬治屬於自由主義激進派，對布爾人持同情態度，對殖民地，社會下層民眾持同情態度，甚至在1901年險些被英帝國主義分子以私刑處死。這樣一個和英國主流思想風潮有點背離的人物，在這個時候，很難一下子被英國上流社會接納成為首相。
翻回頭來再看“好人亨利”，這位老資格自由黨魁，和各個派別相處都不錯，為人圓滑，和皇室的關係也不錯，甚至在保守黨那邊也頗有些人脈。
出身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騎兵科，曾經就職於皇家驃騎兵團，精於馬經的丘吉爾，就這樣用觀察賽馬的方式仔細觀察著這些英國政壇的風雲人物，最終決定了籌碼的投向。
在這個時候，某些對英國政治氣候最為敏感的資深政治觀察者，已經開始隱隱感覺到，一場可能改變二十世紀世界史的政治變革，已經在這個舉足輕重的帝國中蠢蠢欲動。
--------------
在中國，另一場論戰也已經悄然拉開序幕。
十二月二十日，《申報》刊登了一篇文章，署名“梁之”，認為“國戰已操必勝之局，而國勢之興復非一日之功。正所謂天道忌盈，人事懼滿，月盈則虧，花開則謝，人事無常，國事無常。今戰場之上，我軍態勢如日中天，而越境作戰，天氣嚴寒，敵國又已調集重兵，日夜兼程而東向，厚備重兵以待我”，公然提出“戰爭者，政治之延伸也；戰爭至此，已可稱全勝，嗣後當以外交謀求最大之收益”，並且提醒“一旦戰事轉為不利，我國勢轉為下行，新佔之領土，新安之日本有所動搖，而列強威脅於外，策動於內，則前途可堪憂慮”。…,
在“梁之”看來，目前中國的局勢看似有利，實則暗藏危機。一連串的勝利固然輝煌，但出境作戰也面臨越來越多的實際困難。更可怕的是，中國的崛起必然導致列強的警惕，目前列強斡旋遭到拒絕，歐美更有輿論風潮漸漸轉向對華不利，如果繼續堅持鷹派路線，南進暹羅，威脅到英國；北戰俄國，吉凶未卜；東取日本，已經讓美國如猛刺在背，一旦列強聯手，以軍事進逼，或貿易威脅，甚至策動內亂，則國內被打壓下去的力量，日本的反華勢力，乃至朝鮮的民族主義激進派，都可能死灰復燃。到時候畫虎不成反類犬，反而不美。
“梁之”的文章一出，很快就引發了廣泛的共鳴。
隨著英國報界掀起風潮，美國也開始有些呼籲警惕新*禍的聲音，中國內部的一些人士越發憂心忡忡。
在上海，因為穆鐵兵變期間暗自聯絡“聯省自治”遭到處分，停職在家的原上海市長李平書公開上書，提出“以全勝之態勢促和議，以國戰之勝利促改革，整修內政，裁減軍備，輕徭薄賦，休養生息，還政於民”。在這位前上海市長看來，以戰爭名義採取的戰時經濟管制，實在有當代斯巴達主義的嫌疑。在這個體制之下，輿論被管制，經濟自由被管制經濟取代，工商業稅負過重，利潤被壓縮，軍需產業畸形擴大，其他產業缺乏資金，物價被管制，社會生活嚴重軍事化，這是絕對不可以長期持續下去的。
在李平書看來，現在俄國已經得到了教訓，再無力侵犯中國，東邊日本已經降服，南方的暹羅朝不保夕，只要見好就收，中國周邊態勢就可以穩定，從而可以把精力轉移到內部事務上來。
李平書這個時候顯然也動了真情，很多以前不太敢公開講的話也一股腦說了出來：“……如果繼續深入，戰事就會遷延日久。敵國也會被逼上絕路，不得不傾國抵抗。屆時兩受其害，而我國深陷西伯利亞和中亞戰場，勢必導致國勢疲憊，東方空虛。一旦列強採取經濟制裁，國家財政困難，國用不足，便是騎虎難下。而時間越拖長，態勢越不利，政府越是騎虎難下，最後便有局勢逆轉的可能。既然如此，何不趁此機會早些議和呢？治國，不是鬥氣，也不是賭博，而是要謹慎再謹慎。我華夏復興寥寥數十載，而中華之歷史源遠流長，正所謂退一步海闊天空……”
李平書文章出來，帝國報界自然是罵聲一片，但與之前不同，就是已經開始有越來越多態度曖昧，甚至公然支援的聲音。
長期的管制經濟，讓很多居民也感受到了生活上的不便。隨著國戰取得全勝，國家迫在眉睫的危機漸漸淡去，很多市民也懷念起之前相對寬鬆自由的生活。看著那些過分狂熱的青少年，成天把“戰爭”，“國家”，“民族”掛在嘴上的小孩子，不少人心中也有些憂心忡忡。
物價固然沒有多少上漲，可很多物品也時常有些缺貨。由於太多的民用工廠納入管制專供軍需，民用上頭逐漸開始顯現出影響。在北京等主要城市還不明顯，但一些三四線的城市，開始出現了一定的物資短缺。
為了籌集軍費，中華帝國政府動用了一切手段，開徵了很多的新稅種，有永久的，有說好“臨時”的。高收入階層和中產者稅負越來越重，企業稅收也根據規模和行業差異有所提升。現在危機漸去，原本在情勢感染之下湧動起來的愛國激情也逐漸讓位於現實的油鹽醬醋。形形色色的人物，力量，在各種因素的驅動下，都開始了某些試探，甚至行動。
在北京，公民黨黨魁梁啟超公然組建了“民生研究會”，提倡“裁軍，減稅，關注民生，恢復民權”，提出“國家憲政體制建立不易，國會長期休會不利國家政治建設，也影響國家正常發展”，提議“定和議，開國會，強民生，復民權”。
很多大學教授，在野黨派人士，統一黨保皇派的遺老遺少，尤其是很多家中親人在前線服役的中產和顯貴家庭，出於各種各樣的目的，都開始或明或暗地應和這些主和的聲音。
一時間，華夏大地，悄然湧動起一股“和平”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