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些情況，鄭宇從一開始就透過無孔不入的資訊渠道牢牢地掌握著最新進展。
這一切並沒有出乎他的意料。
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可以打倒穆鐵，打倒日本，打倒俄國，他可以收攏軍隊，馴服官僚機器，也可以把民眾的意志引導到自己想要的方向上去。但他也很清楚，他很難改變人們內心深處的思想和行為邏輯。
這個國家太過久遠的農耕自然經濟，大一統專制體制，君臣父子綱常禮教的“和諧”文化，讓整個國家深深浸染了一種清淨無為，樂天知命的氣質。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文明對華夏傳統的刺激與羞辱，鄭鷹一手引入西學，鼓吹民族主義和仇滿思想引發的大**，固然強有力地衝擊了這些傳統觀念，但整個國家傳承了幾千年的文明傳統，根深蒂固的理念，卻依然頑固而隱秘地存在於絕大部分國民心中，支配著他們的一切思想和行動。
他很容易理解，對於這些實際上仍然沒有擺脫傳統“天朝物華天寶，無物不有”的理念，鄉土觀念極重，本性上有些懦弱的國民來說，強悍的武力固然可以保家衛國，但如果走到窮兵黷武，按照中國歷朝歷代的慣例，一定是越打仗國民越苦難，國家越窮困，最終又走上湯武**的老路。與其如此，既然日本入藩，朝鮮光復，暹羅也已經是屁滾尿流，連不可一世的俄國人都已經敗退，還有什麼不滿意的？何必把別人往思路上逼？
這種淳樸的傳統中國式思維，是中國幾千年儒學禮教教化的結果，也是歷史殷鑑歷歷在目的正常結果，更是自然農耕經濟體擴充套件到天然邊界之後，很自然推導而出的文化傳統。
可鄭宇知道，他不能，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停止戰爭。
但很多事情，他明白，卻不代表其他人都能明白。他一直在串聯某些力量，準備擇機發動一場宣傳攻勢，而現在，反戰議和的力量已經浮出水面，也就要到了他出手的時候。
不過，讓他意外的是有人卻搶在他的前面。
李達已經回到了北京。
這位被鄭鷹父子從俄國禮聘回國的憲政專家，經過了穆鐵兵變，又目睹了鄭宇鎮壓叛亂，一手把民眾的不滿引向貪官汙吏，尤其是地方上某些盤根錯節的力量，始終保持著低調。他默默地觀察著鄭宇的舉措，看著他一方面收攏地方政府的權利，另一方面放權給地方參政院，發動國民參政，他在觀察，也在思考。
這位地方自治理論的旗手，對地方自治實力派的某些暗送秋波笑而置之，轉而全國旅行。到了現在，回到北京的李達，向鄭宇遞交了自己的調研報告，隨即也公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由於李達曾經遊歷歐美，並在俄國停留多時，多有觀察，他的文章很快就獲得了各界的重視，一經登報，各大報紙爭相轉載，頓時神州紙貴。
在李達看來，戰爭確實已經到了十字路口，而帝國也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但這個時候，卻並非見好就收那麼簡單。歐美列強崇尚叢林法則，在西方歷史上，所有的強國都是依靠戰爭而獲得列強的承認，躋身有話語權的強國俱樂部。帝國本次國戰，雖然已經是全勝之局，但俄國絕不會甘心就範，歐洲列強也時時刻刻在盯著中國露出虛弱的跡象，再採取強硬的行動。…,
這個時候，你退一步，對方可能就要進好幾步，而你的氣勢一弱，原本已經處於困境的敵人就會萌生新的鬥志。
在李達看來，俄國內部矛盾重重，而沙皇的統治一向依靠強力壓制，現在正是接近了爆發的臨界點。
只要中國方面繼續保持壓力，俄國內部被壓制的矛盾，早晚要在某個導火索的觸發下全面爆發。可一旦中國在這個時候鬆口，就等於讓俄國獲得了喘息的機會。這個可怕的軍事國家只要緩過一口氣，就可以在列強的支撐下與中國對抗到底，最後鹿死誰手就很難說了。
李達在這個時候，乾脆毫不隱諱地指出，現在就是“比誰先耐不住架子”。很顯然，現在中國還有所餘力，而俄國的情況正在惡化。在李達看來，中國見好就收，釋放的善意不但不會讓俄國人感激，反倒會讓他們藉此緩過一口氣，捲土重來。他認為，幻想俄國會心甘情願認輸只是囈語，因為“沙皇的權威建立在軍事之上，不到山窮水盡，羅曼諾夫家的君主不可能接受一個沒有取勝，尤其是可能割讓領土的和約”。
第二個出手的，更是鄭宇沒想到的一個人。
幾乎與李達同時，《華夏時報》刊登了筆名“復華”的一篇文章。
作者一開篇，就提出“現在凡是討論對俄和議的，要麼是各懷私心，把私利置於國家之上；要麼是缺乏國際政治眼光，搞不清當今世界各國的情形”。這位“復華”繼而寫到，“此戰之乃百年以來，華夏之一大機遇，若錯過，恐怕就要遺憾百載”，他指出，“此次國戰，俄人主動攻我，公理在我，於國際上我國得道多助，俄人失道寡助；其國突遭大敗，國內動盪，甚至沙皇本人逡巡戰區而不得歸首都，正是我軍一鼓作氣蕩平殘匪的機會，一旦縱虎歸山，北方從此不寧。而經此一役，俄人必然視我中華為生死大敵，我軍欲裁軍備，則中俄人下懷；不裁軍備，則國家也難得休息。而欲再取，我國出師無名，也難得今次之國際金融支援”。
在他看來，既然如此，趁著國內還有餘力，不如“以得勝之兵進擊心驚膽寒之敗軍，掃平北海以東之俄人殘敵，並進取中亞，以推動俄國局勢崩潰，促使其內亂，逼迫俄國主動求和，接受我之條件，復我故土，並不得在東方屯駐重兵”，則兩國之困境可解。嗣後方可談休養生息。
對於這位“復華”，鄭宇知道，他就是華夏民主**黨總裁曾飛的助理胡漢民，在戰爭之前就自夏威夷動身回國，首先在上海租借地落腳，後來看到了國家越來越多的東西，終於來到華界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宣告“希望在國內仔細考察，為國家出力”。鄭宇對這個人是有些印象的，知道在另一個時空，此人以清廉正直聞名，但權力欲和自尊心也是同樣很強。不過，他對於這些人物，既不過分看重，也沒有太多的疑神疑鬼。歷史已經改變，這些人何去何從，在他們自己，也在歷史的發展。想要他們上就上，想要他們下就下，國家威權在手，鄭宇自有一股睥睨天下英雄的豪氣。
就這樣，這位胡展堂也踏上了旅行的道路，從東到西，從南到北，等來到北京，直接就拜訪了北竹，又結識了北京的一批文人學者，在帝大社會學系謀了個助教的職位，平時寫寫稿子。…,
這一次，這一位高調出擊，倒是讓鄭宇有些莞爾。果然是歷史知名人物，終歸還是耐不住寂寞要一試身手的。
《華夏時報》此文一出，一直觀望和猶疑的某些文人，也彷彿聞到了某種氣味，紛紛開始了活動。
一時之間，甚囂塵上的議和之聲又遭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明槍暗箭。
有揮舞著道德大棒，從“國家民族”的高度直斥主和者私心過重的，甚至直接揭了不少人的老底，比如張某某主和是因為獨生兒子在前線，之前好幾次想動用關係調到後面管兵站卻沒有成功；李某某主和是因為家裡的產業被迫交納重稅，而李紳士一貫是慳吝成型；趙董則一貫和東交民巷的歐美俱樂部來往密切，很可能是奉了某些外國“友邦”的意志。
有的則講了當年蒙古人鐵木真和努爾哈赤幾次戰敗崛起的故事，提出“除惡務盡”，更有所謂皇漢派大呼“羅剎國與韃虜實乃一丘之貉，皆北狄禽獸遺種，此劣等之民族，不徹底剷除，早晚為中華患”，更有人講述了當年彼得哈巴羅夫等俄國冒險家，流氓和土匪在黑龍江吃人肉的事情，大聲恫嚇“爾等不速醒，則爾與爾之家人，後人，早晚為羅剎人果腹之食矣”。
皇漢派中的“新派”代表非章炳麟莫屬。
早在梁啟超發起“民生研究會”的時候，章炳麟就直接帶著一群青年皇漢激進派去砸場子，還是與梁啟超相交莫逆，在和戰問題上態度曖昧的宣傳部長譚嗣同聽到風聲，親自帶了警察在半路上把這些人“勸”了回去。
章炳麟眼看著梁啟超堂而皇之地搞起了“漢奸”組織，一氣之下在皇漢刊物《漢風》上指著梁啟超的名字大罵，“先宋有奸臣名梁師成者，今有欺世盜名，欲賣皇漢之土於羅剎禽獸之國，自絕於皇漢先祖之不孝之徒名梁氏者。此賊以西夷民權之邪說建民權黨，蓄謀動搖我皇漢國體於前，煽動媾和，禍亂國戰於後，實乃祜惡不逡”。章炳麟從梁啟超的“先人”，東漢奸臣“跋扈將軍”梁冀說起，一路說到梁師成，梁啟超，公然提出“梁冀專擅朝政，毒害君王；梁師成以一閹人而居‘隱相’，禍亂朝局，挾持聖君，導致皇宋傾覆，而今之梁氏者…”，就差罵出“姓梁的誤君賣國乃是祖宗家傳”了。後來連《大漢皇民報》的副主編姚麟都有些看不下去，連哄帶勸讓章炳麟“先看看時局發展”，“滅此獠不急於一時”。
梁啟超被章炳麟罵的狗血淋頭，自然不肯善罷甘休，當即在公民黨的喉舌《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反唇相譏，“今有章氏者，妄論華夷之辯，一貫以種族優劣分裂我國民，鼓動是非。又倡三綱五常之禮教為國本，無視當代民主民權大潮之浩浩湯湯，罔顧我中華民族融合之潮流。今國家局勢微妙，有識之士皆思務實，惟此輩動輒以皇漢自詡，黨同伐異，稍有意見不一即罵為‘漢奸’，實在是國民之恥……此等人高談闊論，於國無益，不過愚夫爾……”
章炳麟自然大怒，其他皇漢骨幹如曹欽熙等人更是露胳膊挽袖子上場，與梁啟超等人展開對罵，一時《漢風》與《新民叢報》刀光劍影，此說彼是漢奸，彼說此是國賊，很是熱鬧。
正在此時，一枚重磅炸彈出籠。…,
《華夏時報》刊登了筆名“獨秀”的文章。
對於獨秀這個名字，之前只是在上海有些名望。自從陳慶同北上，在北京逐漸嶄露頭角，隱隱成為北竹身邊一大筆桿。現在論戰正酣，獨秀出馬，一時間洛陽紙貴。
“獨秀”開宗名義，直指“今日之國戰，乃民族存亡之戰，也是民族千年根基之奠基之戰。今之成就，不獨影響於當世，更將惠及子孫百代。一旦鼠目寸光，就是前功盡棄，必然禍延百代”。
“獨秀”從東西方強國的發展歷史講起，痛斥了中國歷代專制君主開戰不是為了炫耀武功，就是為了青史留名，而獨獨不思擴張國力，改善民生。故而國家征戰，“只有開支而乏收益，徒勞炫耀武功而不行殖民擴張長治久安之舉，蓋此類君主所慮，乃邊遠地區統治不易，無論行郡縣或封建，皆可成亂源，動搖一家一姓之國本，故而為一家一姓之天下而誤我蒼生”。
而西方強國之征戰，“皆為擴張商業利益，獲取殖民領土，故而希臘以對外殖民擴張而成霸業，馬其頓以對外擴張成帝國，羅馬以擴張殖民獨霸地中海，西班牙以擴張殖民成歐陸強國並霸南美，英國以擴張殖民成日不落，莫斯科公國以擴張殖民而成今日之沙俄。”
“獨秀”得出結論，“由此可見，凡以商業利益，擴張國本為目的之征戰，皆為強國之必須，也是國家經濟發展所必須”。他進而指出，“今我帝國之經濟民生，早非農耕之自然經濟。我華夏之復興，賴西學大盛，賴我華夏聖學得正本清源，中西合璧，鑄造我前無古人之新華夏理念。興工商，強國防，鑄國魂，復我華夏尚武之精神。今國家四億五千萬人口，居天下四分之一，而國土之面積僅及全球之一成”，故而，“今之華夏，人口已嫌稠密，未來人口繁衍生息，土地何來？工商大興，礦產森林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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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進一步描述了俄國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的富饒，中亞地區的河流縱橫，草原豐饒，指出“此等土地之下，蘊藏何等寶藏實未可知。而以我東北之礦產勘察可推知，當為地下之寶庫”。他進一步指出，“我華夏千載治亂迴圈，土地有限，資源匱乏，農田經多年耕作而貧瘠，人口繁衍而超出國家承載，實在是重要原因。觀歐美之國，其農戶多行輪耕，而我國耕作千載之土地，依然年年耕作。長此以往，土地越發貧瘠，而人口越發繁盛，終有窮困之時”。
“獨秀”進而提出，“我華夏之民族欲強盛，則必須拋棄‘以戰勝之虛名而戰’的傳統，而以工商之利，以民生之利而行擴張之策，所獲皆為強國之資財，則我國愈戰而愈強，敵國則愈戰而愈弱”。他更提出，“國策之要旨，在於使國民分享戰爭之收益，如此則國民樂於國戰，國家遂無亡國之憂”。
“獨秀”得出結論，“目下俄人雖有挫敗，然元氣未傷，國勢未蹙，一旦休養生息，必為中華之患。故而此刻罷手，徒獲所謂戰勝之虛名，甚或連虛名亦不可得，而實利更為有限。此戰當追亡逐北，徹底光復北庭都護府舊地，並於中亞恢復蔥嶺，西海之安西都護府故地，移民實邊，大修道路，廣開廠礦，大開阡陌，如此則可談華夏復興，而為我帝國千載興盛打下根基”。
此文一出，國內主戰派如獲至寶，工商業也多了些心思。皇漢派更是歡欣鼓舞，章炳麟親自主筆，大讚“獨秀”者“人如其名，乃我皇漢出類拔萃之俊傑也”。《新民叢報》挨了一悶棍，一時也失了聲。
正在這時候，又一顆重磅炸彈出爐。
《華夏時報》刊登了筆名“東藩”的一篇鴻文，當時讓所有主和派，甚至主戰派都是目瞪口呆。
此文名稱為《光復華夏祖宗之土，解放中華苗裔數百年之屈辱壓迫— 從歷史看亞洲民族》。
一開篇，這位“東藩”就嚴肅地指出，“縱觀歷史，考察民情，可知凡中亞民族，西伯利亞民族，皆為我中華苗裔。我中華復興，非獨復興華夏主脈，也須幫助中華苗裔擺脫俄人這樣蠻霸沙文主義的壓迫，使他們迴歸到華夏母族的懷抱之中。如果貪圖獨自安樂，放任我子女兄弟深受屈辱，則我等枉稱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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