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興三年，北京。( k . 看天才只需3秒就能記住)
和這個飛速發展中的國家一樣，盛夏的城市，各個部分似乎都升騰著火一般的熱情。
自從華興次年以來，北京城也和其他主要城市一樣，開始了規模龐大的城市基礎設施翻新。電氣化的道路照明體系取代了仿自英國的煤油路燈，每到入夜，復興大道，凱旋門，各主要商務區，被精心佈置的各色霓虹燈裝點得如同水晶宮一般。從空中俯瞰而下，整個城市如同燦爛的光海。
原本有些破舊的三合土路，水泥路，磚路，統一改建了瀝青石子路面，道路被大大拓寬，城市道路系統也得到了升級改造。各家住宅都通了自來水，家用電，裝上了抽水馬桶，煉焦煤氣也得到了更大普及，取代了傳統的蜂窩煤爐灶。
城市布局規劃得到了完善，保護完好的老城區改建繼續保持一貫的謹慎，而新城則大刀闊斧地採取了全新設計。城市的居住與辦公，購物，教育，得到了更加緊密的配合，整個外圍新城發展為了如同棋盤一般的衛星城，自成體系。
儘管很多工程依然在建設之中，趕上起風，城裡更是塵土飛揚，但眼看著這座古城就這樣一步步向著現代文明過渡，舊城的歷史文化與新城的現代工商文明完美結合，北京城的居民依然感受到了一種極大的滿足感與成就感。
這就是我們的首都，這就是我們的國家。
國戰結束剛剛兩年，很多東西卻彷彿已經非常久遠。戰時體制下充滿斯巴達軍事色彩的學校教育已經悄然讓位於戰前的軍國民教育，考卷上也沒了“戰爭應用題”，“戰爭作文”之類殺氣騰騰的內容。大街上幾乎再也見不到慷慨激昂的愛國演講，大街小巷也沒了為國募捐的義務宣傳隊。走在街頭，軍人們經過之時不再受到民眾的鞠躬致敬與歡呼。每個人又恢復了戰前的狀態，行色匆匆的依然行色匆匆，悠閒自在的還是悠閒自在。但每一張面孔上，卻都流露出更多的自豪，更多的自信，以及更多的期待。
隨著國家的大裁軍，眾多軍人重新迴歸了日常生活，來到自己熟悉或陌生的崗位上，為了每天的油鹽醬醋奔波勞碌。在公園，在大街小巷，經常會有一些傷殘老兵戴著榮譽勳章，拄著柺杖或推著輪椅，路人無不報以敬意。
戰爭已經結束，軍人們的精神卻不會死亡。對於這些曾經為國家流了血，負了傷，犧牲了一生正常幸福的老兵們，人們依然是感恩的。
皇帝大婚之後，馬不停蹄地主持了“北京和會”，隨後就帶了一票人馬“度假”去了。
這北京和會，雖然各方並沒有確定明確的裁軍方案，但也算是發表了“聯合公報”，表達了對和平的共同企盼，各國也的確著手制訂削減軍備擴張的方案。
到了這一步，中國國民原本繃著的一根弦也總算鬆懈了下來。
既然都不想打，想必也就不一定打得起來了。
儘管有不少人，尤其是年輕後生和後輩軍人都難免懷念那一場轟轟烈烈的國戰，恨自己沒有機會上陣，或者沒有撈到足夠的功勳，但大多數國人內心深處，其實還是不想再次捲入這樣危險莫測的戰爭。
這個國家，已經掌握了整個東亞，擴張了一倍的國土，成為世界有數的強國，甚至掌握了歐美強國兩大陣營勝負的關鍵。經濟正在快速起飛，國家各項制度逐步完善，民眾生活大有改觀，文化上也是一派欣欣向榮，有誰有真的希望這一切在大炮轟鳴之中化為一片瓦礫？…,
看著舒適的住宅，嶄新的汽車，衣櫃裡花樣繁多的衣物，如花嬌妻，粉雕玉琢的孩子，職員和市民們不想再打仗；
看著三十來畝地裡綠油油的莊稼，數著手頭攢下來的華元，想著年後蓋幾間大大瓦房，給大兒子娶房媳婦，買匹挽馬，小兒子有出息，已經讀了初中，還不用花錢，想著日子越過越好，農民們不想再打仗；
看著窗明几淨的公租房，看著老婆孩子臉上的幸福，工人們不想再打仗；
看著手裡的股票不斷上漲，自己的公司業務越來越紅火，對外出口越來越順利，企業主們不想再打仗。
畢竟，這一仗要打起來可不是踩個把蠻夷小國。報上分析得清楚，一旦開戰，就是全世界都要捲入的生死之戰，勝利的就是世界霸主，失敗的就是萬劫不復！
有幾個人願意在這樣的好日子之下去冒那個風險呢？
明年就是國會改選之年，而這一次的改選，與往年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早在幾個月前，歷經反覆辯論，反覆修訂，新的《議會選舉法》終於獲得了參眾兩院的透過。
根據新的選舉法，選民的條件大大放寬，年納稅額額方面的條件從五十華元下降到三十華元，或者是服過兵役且年納稅額在十華元以上，或曾經一次性捐助超過三百華元。
儘管依然是一家只能有一個選民，但根據測算，帝國的選民數量依然從之前的七百六十萬激增到了一千八百萬。
選民基礎的急劇擴大，主要來自於普通工農勞動者和市民階層收入的提升，以及選舉權門檻的下降。選民結構的變化，讓來自社會底層的聲音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重視。
復興黨中越來越龐大的勞資關係協調會，終於在六月初宣佈獨立建黨，定名為中華社會黨，周明根任秘書長，主席空缺，以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領導職能，致力於“提升勞工階層的福祉”，“提升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促進社會更好地協調發展”。
與此前自由黨，農民黨，炎黃黨等的獨立不同，社會黨的獨立讓復興黨從上到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地震。
原因無他，只因社會黨的潛力實在是過於可怕。他的前身勞資研究會，本來就囊括了復興黨內最富有理想，最有才華，也最有實幹精神的大半中青代骨幹，以及大批的中下層辦事員。這一獨立，很自然地會得到各大工會，甚至農會組織，以及青年團的擁戴，等於生生挖走了半個復興黨。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如此明目張膽的拆臺行為竟然沒有遭到阻止和嚴懲，而如此大規模的黨內串聯，居然沒有被復興黨中央提前制止。
對於記者的追問，復興黨秘書長鄭金根只是輕描淡寫地說道“復興黨員有離開的自由，這是他們的選擇”，而身為黨魁的鄭宇卻跟皇后去了貝加爾湖渡假消暑，內閣的唐紹儀等復興黨元老乾脆以“事務繁忙”為由拒絕置評。
這背後的意思，讓很多人浮想聯翩，也讓不少人憂心忡忡。據說已經有人吹風，近期還要籌備修憲，原本參眾兩院議員的委任方式要有調整，民選比例擴大，地方參政院也是一樣！
這一連串的疾風驟雨之下，很多復興黨的干將老臣很自然地擔心起了下一年的國會改選。長期的一黨獨大，執政聯盟中實際的一黨主政，讓復興黨早已在潛移默化中把自己等同了政府，等同了國家。儘管鄭鷹離世之時，鄭宇曾經對復興黨進行了一番狠狠的敲打，從上到下進行了大清洗，也擴大了其他少數黨派的勢力版圖，但復興黨一家獨大的局面，甚至在國戰後期所謂的“華興分黨”運動中也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農民黨也好，炎黃黨也好，自由黨也好，儘管都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國民基礎，在一些地方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力，但總體來說，與復興黨根本不是一個量級。…,
國戰勝利，以及之後一連串的擴張，改革，經濟發展，文化革新，乃至宗教改革，皇帝鄭宇的聲望已經高得無以復加，而以鄭宇為黨魁的復興黨也自然而然地重振聲威，唐紹儀內閣之中復興黨的一家獨大就是明證，也沒有人想過在下一次國會改選中復興黨會遭遇真正的挑戰。
但挑戰偏偏就這樣突兀地來了。
儘管在社會黨的獨立宣告之中，身為復興黨元老之一的周明根狠狠地吹捧了復興黨，謙遜地表示“只是要為勞工階層爭取更多的合法權益，為帝國國民出力”，但任何人都看得清楚，這個在兩個月內膨脹到一百萬黨員，並且還在繼續膨脹的政黨，已經成為復興黨最大，也最直接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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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新選舉法頒佈之後，所有人都看得明白，這些新增加的中下階層選民，面對中華社會黨這個以“勞工階層”為直接服務物件的政黨，首先在情感上，其次在理性上，都有著天然的親近。
儘管社會黨公佈的黨章在很大程度上與復興黨相似，在勞工權益問題上並沒有直截了當地提出數字化的要求，但意思已經足夠明白：更加公平合理的勞動薪酬，更加科學的勞動時間，更好的勞動安全保障，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更多的參政議政權利，更多關注社會公平與正義。
還沒有正式公佈競選綱領，這個新成立的政黨就已經獲得了不少工會的捐款，自然也就等於掌握住了那些數量驚人的選票。政治觀察家們心裡清楚，他們選擇這個時候獨立，針對的就是明年的國會改選。當他們亮出競選綱領的時候，也必然會引發國內政治版圖的急劇變化。
不過，即使是對復興黨有著很多負面觀感的評論者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新獨立出來的社會黨無論是組織結構，運轉規則還是思想理念，都和復興黨有著太多相似。拋開在勞工政策方面的側重，甚至可以把兩個黨看作孿生兄弟。甚至連宣傳策略也都一模一樣：群眾大會，宣傳車，傳單，演講，遊行，標語，黨報黨刊，社論……
儘管表面上是一派井水不犯河水，但在基層，兩個黨的競爭，尤其是文宣上的明爭暗鬥已經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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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興三年的這一場政治風潮，卷進來的遠非一個復興黨，一個社會黨那麼簡單。
以自由主義為號召的自由黨，也開始極力擴張自己的政治版圖。
儘管在戰爭期間，梁敦彥等自由主義者因其“反戰”立場遭到了皇漢派等派別的嚴厲抨擊，但戰後“復古興漢派”遭到重創，隨著國家工商發展，國會復會，輿論管制放鬆，戰後反戰思潮的暗湧，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天然的自由主義傾向，都讓自由派開始獲得了越來越寬鬆的發展氛圍。
自由黨的早期骨幹，除了梁敦彥等復興黨內部的自由派，還有很多大學和高中教師，著名學者，尤其是有過留學歐美背景的各界精英，以及國內受過新式高等教育的中上階層。他們之所以宣揚和支援自由主義，除了出於信仰，也是基於其自身利益。
儘管他們也對國家的強盛心醉神迷，也同樣對兩代皇帝擁有無須諱言的敬仰和崇拜，但他們依然很難接受目前這個名為君憲，實在皇帝威權統治的體制長期持續下去。政府固然在改革選舉制度等方面正在進行著改革，但自由派並不滿足於這些成果，並且渴望在這個過程中獲取更大的話語權，對國家和社會發展產生更大的影響，從而在資源分配方面自然而然地獲得優勢。…,
與建國前的鄭鷹，國戰期間的汪銘漢，周明根等人所做的類似，梁敦彥等自由主義者也引入了歐美自由主義學者的大批著作，並自費印刷廣為散播。英國的托馬斯？霍布斯、威廉？戈德溫、約瑟夫？普利斯特里，托馬斯？潘恩，洛克，大衛？休謨，亞當斯密和埃德蒙？伯克，法國的孟德斯鳩，盧梭等都成為了知識界的寵兒。
藉助大學這個天然的論壇和學術自治場所，自由主義在青年之中潛移默化地生根發芽。儘管各學校的熱血學生，尤其是民族主義的各社團也針鋒相對地發動反擊，甚至不惜扣上各種各樣的帽子，以道德上的攻擊煽動聽眾的情感，但自由主義在交鋒中卻並未落於下風。利用各個自由主義報紙和刊物，自由黨開始了大規模的文宣工作，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國內的中上階層。
不過，梁敦彥作為復興黨薰陶出來的精英，並沒有落入自由放任主義，也就是“laissez-faire”的窠臼。作為深受鄭鷹影響，並且久經政務實踐的政治家，梁敦彥很清楚單純的自由放任於國無益，尤其是在中國並沒有什麼基礎，也很清楚自己的對手很習慣地會透過煽動民族感情，把一切外來思想扣上“西方”，“洋奴”的帽子來加以否定，並且把學術討論演變為人身攻擊，從直接否定對手的“立場”入手來避免錯綜複雜的學術辯論。
這位老練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仿效當年鄭鷹的“華夏新學”，提出了“華夏自由主義”，並且處心積慮地從各種古書中收集隻言片語作為支撐。黃宗羲的那本《明夷待訪錄》讓梁敦彥如獲至寶，但其中直接攻擊皇帝制度，乃至提出皇帝是國家大賊的言論卻也讓他頗為躊躇，最後只能刪減出版，以為自由主義的本土“淵源”。
在這個“華夏自由主義”理論中，梁敦彥建議在政治上提升民權，抑制“不受制約的最高權威”，避免國家陷入對權力者的迷信，而被某些“才幹不足，野心勃勃，眼高手低”的權力者利用，把民族帶入深淵。
不過，梁敦彥也承認，在國家跨越式發展的時期，“一定程度的決策集中體制”有其優越性，在明智的統治者和統治團體的掌控之下“更有效率”。
梁敦彥指出，這種“集中決策”固然可以保證國家快速發展和轉折期的決策效率，但如果長期下去，就會導致國家在這個至關重要的轉折期中留下壓倒性的*主義傳統，從而為未來國家的長治久安和協調發展埋下隱患。
他認為，國家發展的目的，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是實現範圍越來越廣，程度越來越深的人權自由。要確保這一目的的實現，從長期來看，憲政，民主和法治是必要的手段，而寄希望於開明統治者個人的英明也許一時能夠快速見效，最終卻很可能自食惡果，日本就是例子。
梁敦彥舉出了英國，美國和法國的例子，認為這些國家都實現了國家富強，民眾安定富裕，民權自由的統一，而德國則“*主義過於濃厚，國家的命運被操控在少數統治者手中”，“隨時可能捲入危險的爭霸戰爭”。
梁敦彥接著分析了中國的現狀，認為目前國家的強盛依賴於威權統治下的軍事強大和工商業發展，但這一切的根基都依託於皇權。隨著民智開啟，平等意識越來越濃厚，這種“神授”性質的皇權必然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乃至挑戰，屆時一旦爆發衝突，多年辛苦打造的秩序可能毀於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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