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簽署了《四國條約》和《五國條約》之後，列強們下一個討論的物件就是中國了。中國問題是會議中心議題。中國參加會議的3個全權代表為駐美公使施肇基、駐英公使顧維鈞和前司法總長王寵惠。1921年11月26日,施肇基提出《十項原則》，要求尊重並遵守中國“領土之完整及政治與行政之獨立”，卻又贊同美國要求中國實行的“門戶開放”政策。12月14日，王寵惠提出廢除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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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代表幣原喜重郎發表聲明，廢除“二十一條”的一些條款。會議期間顧維鈞還提出關稅自主、取消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撤退外國軍警、撤銷在中國的外國電臺和郵局、廢止各國在華租借地、取消勢力範圍、公佈秘密條約並由大會決定有疑點的條約的效力等議案。與會各國只同意將來不劃分勢力範圍,公開秘密條約與契約以及有條件地裁撤外國郵局，其他議案均被否決。1922年2月6日，簽訂《九國關於中國事件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通稱《九國公約》。
主要內容有：締約各國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工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各國不得在中國謀取特殊權利而損害友邦人民的權利，不得鼓勵有害友邦安全的舉動；除中國外，各國不得謀取或贊助其本國人民謀求在中國任何指定區域內獲取專利或優越權。中國代表在會上提出的關於取消領事裁判權、撤退外國軍警、關稅自主、取消租借地和勢力範圍等合理要求均遭列強拒絕。該條約的實質是確認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實行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它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在中國佔有的優勢地位，使中國再次成為列強共同宰割的物件。
中國還在會議上提出山東問題。“山東問題”，是指日本於1914年借對德宣戰之機強佔山東膠州灣及膠濟鐵路的歸還問題。巴黎和會不但沒有解決好這一問題，反而作出了讓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益的決議，從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中國拒籤對德和約，此問題遂成為懸案。
1921年，華盛頓會議召開在即，中國對此十分重視，迫切希望得到英美的支援，在華盛頓會議上解決山東問題，反對與日本直接交涉該問題。但形勢並不有利於中國，日本要求直接與中國談判，抵制將山東問題列入華盛頓會議。美國的態度是希望山東問題得到解決，但又不希望這一問題在會議上提出而影響其主要戰略的實施。日本政府獲知美國的態度後，於8月30日提出“特定國間問題”，其範圍是：“一、青島依當初之宣言還付中國。二、關於遼東租界問題。三、關於南滿洲鐵道之營業。”日本將山東問題列為“特定國間問題”，目的就是阻止會內討論此問題。9月6日，日本政府又向中國駐日公使表示，山東問題要在會前解決。“如中國不願商議，欲在會中提出，彼惟有宣告理由決然拒絕”。這樣，美國與日本已經一致希望山東問題於會前在會外討論了。
中國對美日之間的一致，甚為焦急，擔心此事可能導致美日妥協，重演巴黎和會之結果，因此積極活動尋求應策，但卻不能不受外界的影響，看他人臉色行事。中國政府經研究後，表示願意接受。中日雙方都同意“邊緣”會談的安排後，11月30日，華盛頓會議主席休斯在大會宣佈，“請中、日代表覲面商議，以期解決魯案”，“英、美首席代表願任調停”。
1921年12月1日，中日兩國出席會議的雙方全權代表開始談判山東問題。美國派出國務院官員馬克謨和培爾，英國派出朱爾典與外交官萊樸生列席，休斯和貝爾福出席了第一次會議。膠濟鐵路是山東問題中最關鍵、難度也最大的問題，亦是中日之間長期爭執的主要焦點。中國希望談判能夠抓緊時間，儘快進行，在華盛頓會議正式閉會前能夠結束，不希望單獨面對日本來解決山東問題，時間對中國尤其珍貴、緊迫。從推進談判的策略上考慮，中日雙方決定先從較簡單的問題著手，再集中討論鐵路問題。在討論其他諸問題時，進展較為順利。
經過激烈的談判，在1922年1月18日，日本代表提出了解決方案，同意中國以國庫券贖路，期限15年，5年後可先行付清；該路僱中日會計長各一人，職權相同，並僱日人為車務長。此時華盛頓會議已進入尾聲，美英都迫切希望中日會外交涉能取得成果，因此對日本的這一新方案十分滿意，認為日本同意中國以國庫券贖路已作出重大讓步，遂轉而對中國施加影響。1月19日和22日，休斯和貝爾福兩次與顧維鈞、施肇基等會晤，極力勸說中國接受日本的新方案。
雖然在會談中中國代表還希望在用人問題上有所修訂，已十分明了美英的態度，中國根本無力得到更多的東西，因此實際上是在向北京政府建議接受日本的新提案。在收到中國代表團發回的電報後，北京政府外交部也明白日本的新提案是“最後辦法”，“雖不能完全滿國人之望，特事勢如斯”。於是在1月26日電示代表團，“如實無商量餘地，只可就此決議”，實際上採納了代表團的建議，授權他們接受美英調停，在美英的“最後辦法”上簽字。27日，中國政府正式電令中國代表簽字。
過兩個多月，三十多輪的艱難談判，中國利用較為有利的國際形勢及列強之間矛盾，在中國人民的堅決鬥爭下，迫使日本在山東問題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中日雙方終於在1922年1月31日達成協議。2月1日，休斯將協議在華盛頓會議上全文公告。2月4日，中日雙方正式簽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至此，華盛頓會議圍繞中國主權問題爭執的談判正式結束。
條約規定：恢復中國對山東的主權，日本將膠州灣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其全部開為商埠，並尊重日本在該區域內的既得利益；日軍撤出山東，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由中國向日本贖回，前屬德國人的煤礦由中日合辦。
中日山東問題因歐戰而起，抗爭前後歷時八年，終因華盛頓會議的“邊緣”談判而將“中日民四條約”、中日山東問題換文，以及對德和約中的山東問題的三大條款等不平等條約、條款統統推翻，在法律形式上結束了日本對山東的軍事佔領和政治控制，中國收回了部分喪失的主權。但中國也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不僅要償付高額的鐵路贖金等，更為重要的是日本透過安插日人任車務長及會計長，仍然牢牢控制著膠濟鐵路。同時，條約中開放膠州為商埠的規定，實際上是使山東敞開大門任由帝國主義各國共同侵略。整個會議的過程，讓中國代表團切切實實地體會到了什麼叫“弱國無外交”。
華盛頓會議結束之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正式形成。從根本上來講，並沒有改變世界的基本格局：仍然是資本主義列強剝削和壓迫廣大落後國家和地區。因此，資本主義大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依然存在。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獨立鬥爭更加成熟，在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建立之初，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運動已經開始衝擊這種資本主義的新秩序。而處於資本主義包圍下的蘇聯，卻能打破外來幹涉和顛覆，也說明了社會主義所具有的生命力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不穩定性。
該體系的最大問題是，它不但沒有消除各大國之間的矛盾，而且還埋下了更大衝突的種子。特別是激起了德國人的復仇心理，30年代法西斯分子正是利用人們的這種心理取得統治和對外擴張。在戰勝國中，對勢力範圍的再分配也造成了各大國間的深刻矛盾。這使得資本主義的新秩序從一開始就引起了種種的不滿，20年代這個新秩序逐漸瓦解，到30年代又為新的國際危機所替代。正如法軍元帥福煦所預言的：“這不是和平，這是20年的休戰。”
但是，無論是想著創造均勢的英國，還是成功和英國分享了海上霸權的美國，亦或是實力和國際地位進一步上升的東亞列強日本，還是滿心復仇的德國，都在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制定的遊戲規則中生存、運轉，在這個體系之中，資本主義世界迎來了一段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段，但是，在盛世的背後，也潛藏著危機。（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