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一件事，之所以在不同的人類個體中形成不同的認知，除了思維習慣、教育水平、情懷理念等東西不一樣之外，最重要的是看問題的角度和高度不同，也就是常說的“屁股決定腦袋”。
龍啟勝堅持千里運糧濟軍，而劉紅婷則以不合錢莊規矩為由拒絕。
因此而發生的爭論，大抵類此。
龍啟勝在身份遠高於他的劉紅婷面前據理力爭，既是對自己使命的堅持，也有對四營官軍不穩的擔憂。
龍啟勝受命從保寧出發到達襄陽，在莫崇文、溫如珍、楊國棟營中做策反和聯絡工作。
溫如珍、楊國棟兩位主將本就對朝廷腐朽的政治失望透頂，對加入河南戰場心存恐懼，再加上後勤、軍心等現實需求和壓力，龍啟勝主動送上銀票和聯絡渠道，溫如珍、楊國棟兩營立即就靠攏過來。
可是龍啟勝此行的主要目標人物莫崇文與溫如珍、楊國棟不同。
莫崇文戰功顯赫、敢衝敢殺，對任何撤退避戰的建議有一種軍人本能的厭惡；莫崇文書生投軍，從小兵當起，依靠戰功和上官賞識升遷到大將，腦中忠孝節義的觀念根深蒂固，對朝廷有一種臣子本能的忠誠。
龍啟勝要把莫崇文這個頑固派拉過來，難度可想而知。
於是，龍啟勝只好退而求其次，將工作的重點放在溫如珍、楊國棟以及莫崇文的身邊人上。
不出意料，當莫崇文發現戰場環境極度不利時，他沒有選擇毅然抗命，保住自己和一營將士的性命，反而撕破臉皮，當眾鞭笞苦勸的龍啟勝。
危急時刻，龍啟勝先前在莫崇文周圍所落的棋子發揮了作用。
姚克明等莫營核心人物及時請來了溫如珍和楊國棟，用現實的困境和未來的希望說服了莫崇文，逼迫他主動提出了脫離戰場的“金蟬脫殼”之計。
金蟬脫殼，本來並不神秘，無非就是找個理由溜之大吉。
但同為四川人的王世琮在得知此計後，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借題發揮，不僅把一次勝利逃亡包裝成了有去無回的敢死行動，還無意中將左軍中飽受歧視的馬進忠裹了進來，並使得楚軍次帥方國安公然與大帥左良玉分道揚鑣。
孰料人人都大隱在朝，所有的行動都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左良玉將四營的夜襲出擊視為他不戰而逃的最好掩護。反倒是楊德政這位豬隊友的按耐不住，給了左良玉的倉促南逃和四營人馬撤至亳州絕佳的理由！
但為什麼四營人馬要向渦河之濱的亳州撤退，而不是預先想定的長江之濱，如荊州、夷陵等地呢？
為什麼四營人馬佔住亳州之後，不繼續向南撤退，反而留駐於當地呢？
前者是因為眾將都不願重回湖廣，再受左良玉和湖廣官府的挾持，尤其是已經把左良玉徹底得罪的馬進忠。而要離開左良玉，唯一的可行之路便是向英霍山區以東的河淮地區撤退。
後者是因為獻賊和革左賊突然攻佔了潁州（今安徽阜陽）以南的六安、廬州等地，截斷了四營人馬的南下之路。七千疲軍貿然南下，很可能與強大的敵人遭遇，打一場不想打卻不得不打的生死之戰！
成功脫離開封城下的四營官軍七千人馬被迫留駐於撤軍半途的亳州，就像煮了一鍋難吃的夾生飯，讓龍啟勝心裡哽得慌。
流賊曾經於崇禎八年和十四年底兩次大規模地進入黃淮地區，亳州一帶雖不曾如豫中平原一般赤地千里，但依舊是四野凋敝、滿目蒼夷；官府逃散，百姓流離。
四營官軍若要在該地長期堅持下去，必然會讓士兵們下鄉徵糧，用刀槍把百姓剛剛收下的麥子搶走。
龍啟勝清楚，除了楊國棟一營的軍紀較好，其餘三營官軍都是搶東西的慣犯。
尤其是馬進忠一營的士卒，當流賊的時間比當官軍的時間還長。如果讓他們下鄉徵糧，不知會讓多少生靈塗炭，不知會激起多大的仇恨！
更可慮的是，這只軍隊如果繼續以搶掠為生，將來怎麼可能融入到以“護國安民、天下太平”為宗旨，以三大軍紀為鐵律的護國軍中？這樣的軍隊即便再能打仗，蜀世子朱平槿又怎麼可能會對他們全盤收編？
所以，龍啟勝要完成他的使命，就必須找到糧食補給的來源，讓四營七千人馬堅持到八月中旬淮北稻熟。
等到軍糧備齊，便可以重新規劃未來。或屯墾當地，或整軍南下。
若那時再得到蜀王府或護國軍的支援，則滿盤皆活，他龍啟勝也就算功德圓滿了。
……
龍啟勝的想法可以直言不諱地說出來，劉紅婷的小心思和大謀劃卻不能在這位耿直的漢子面前透露半句，連她身旁的陳瀛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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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護商隊曾經的副總參謀長和最早六個連之一的連長，作為羅辦曾經的主任，作為舒師傅未來的侄兒媳婦和舒國平的未婚妻，劉紅婷可謂是與蜀王府關係最親近的幾個大臣之一，也可能是唯一能在世子和羅姑娘跟前使小性子的大臣。
女人獨有的直覺、天生聰明的頭腦再加上羅姑娘出了名的大嘴巴，既讓她知道了許多其他人不知道的東西，也讓她品嚐出與其他人不一樣的意味。
比如蜀世子與羅姑娘之間的關係，世人皆以為是未婚夫妻。然而劉紅婷從兩人身上，卻感覺不到一絲一毫未婚情侶所獨有的激情與甜蜜。她感覺更多的，反倒是老夫老妻間常年磨合帶來的習慣、信任、妥協與無奈！
再如羅姑娘怒批火器局生產太慢，曾經脫口而出“七十個軍”。
這事更為蹊蹺。
有女人猜測為口誤，有男人嘲笑為無腦。按常理論，護國軍一營八百人，若營以上單位均按四四制編成來計，一軍將有二十萬人。七十個軍則是整整一千四百萬人，是全川總人口的兩倍，這怎麼可能！
然而對羅姑娘稟性的深刻瞭解，卻讓劉紅婷得出了與眾女不同的結論。
羅姑娘對軍制編成的瞭解，至多只算一鱗半爪。她只知道一個軍的人數很多，是最大的戰役單位，卻根本不知道一個軍到底多少人。
然而以羅姑娘對軍制的無知，脫口而出的卻不是六十個師，也不是八十個團，而是精準的“七十個軍”。
這數字從何而來？
劉紅婷認定，這個數字唯一的來源，只可能是世子朱平槿本人。
羅姑娘說“七十個軍”，別人都當笑話。但世子說“七十個軍”，恐怕沒人敢笑！
說不定“七十個軍”，那才是世子心中肇建強軍的終極規模！
讀書人都知道，《周禮》有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注一）”。
文治、武功、禮樂、教化、宗教、夷務、金融、農墾、機器、道路，搬起指頭也數不完的工作內容，三日一變的蜀地景象，或許就是世子夫婦勃勃雄心的最好註解。
或許，他倆的目標並非定鼎天下那麼簡單。他們要的不僅是大明，而且是一個嶄新的大明，屹立世界的一個天朝上國！
這次她奉令旨下江南，世子和羅姑娘給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權力和資源。
在政治上，劉紅婷是蜀王府南直隸、浙江軍政委員會的主委和蜀王府在南直隸和浙江兩地的個人代表；
在軍事上，劉紅婷是護國軍南直隸和浙江兩地的總監軍；
在經濟上，劉紅婷是匯通錢莊南京總號的大掌櫃。
也就是說，劉紅婷有權統管所有在南直隸和浙江兩地的蜀系人馬！
考慮到劉紅婷遠離四川，不可能事事奏報，羅姑娘還貼心地為她定製了一個其他任何總號級大掌櫃均沒有的特殊許可權，即可以在崇禎十七年正旦以前簽發總額為三千萬兩的匯通錢莊的銀鈔本票。
錢莊本票，大致可分為見票即付、短期兌付與中長期兌付三種。見票即付的錢莊本票，本質上就是一種大額鈔票，與格里高利.派克手中那張別人沒法找零的百萬英鎊是一回事。
劉紅婷取得銀鈔本票的簽發權，就等於變相取得了銀鈔的發行權。一旦匯通錢莊和銀鈔在南直隸站住腳跟，劉紅婷就會成為直、浙兩地的經濟沙皇。
與羅姑娘的授權相比，世子朱平槿的授權也毫不遜色：
劉紅婷可以在南直和浙江委任營級及以下的幹部，營級以上報蜀王府批准。也就是說，劉紅婷已經取得了總監軍部的幹部任命許可權。若是她不忠不義，她可以輕易地利用手中的經濟資源和政治許可權在南直和浙江營造出一個獨立王國！
有多大的權力便有多大的責任，與巨大權力相當的則是如山重任。
從公開宣佈的旨意到下面秘密的安排，劉紅婷的任務主要有四項：
一是鞏固和擴大蜀王府在南直隸和浙江的勢力，在南京官場和上層人物中尋找蜀王府的代理人；
二是佔領南直隸和浙江兩地的金融市場，讓銀鈔這件大殺器席捲當地的財富為蜀王府所用；
三是宣傳蜀王府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讓“護國安民、天下太平”的政治主張凝聚人心，讓蜀世子朱平槿這位素有“仁賢”之名的大明藩王成為官場士林和百姓的精神信仰與身家寄託；
四是秘密在江南建立和部署一部分武裝，並做好護國軍大規模軍事進駐江南的前期準備。
這四項任務囊括了蜀王府對南直、浙江這塊大明朝富庶之地的階段性戰略目標，每項任務環環相扣，牽一發則動全身！
來到南京後，面對匯通錢莊在江南的潰敗局面，劉紅婷用慵懶的外表掩飾著內心她內心的焦慮。
她無時無刻不在努力找尋一個法子或者契機，來徹底突破目前的困境。
世子在各種場合中常道，每項工作一定要找準“抓手”，也就是著力點。抓手抓住了，抓穩了，就能使小的契機變成演變為大的機遇，甚至是戰略性、全局性的機遇，從而把工作的整個被動局面徹底扭轉。
那麼當前南直與浙江兩省工作的抓手是什麼呢？
憑著仁壽縣與彭山縣的經驗，憑著女人的自覺和本能，劉紅婷幾乎立即認定了一個大方向：利用軍事形勢來渾水摸魚、火中取栗！
可如今天天打仗，處處兵戈，到處都是紛亂不清的亂局。南直浙江這個天下的財富之地，哪裡才是需要真正著力的要點呢？
正好，龍啟勝主動上門，給她發了個大紅包。
注一：周禮記載的周代軍制，大致可稱作“五五制”。以“一伍”五人為基本單位，每五遞進（一卒四兩為例外）。軍一級有125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