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慶節的後面幾日，我都待在江戶的宋租界裡。雖然發現黑爾分子這件事打亂了我的生活規劃——如同猝然爆發的對日戰爭和遼南戰爭一樣——但還是有好的一面，那就是我不用陪著青山忠俊那個狡猾又帶著日本人特色的繞彎子性格的老人搞外交活動了。日本管理地都督陳克敵將軍親自接管了和青山忠俊的聯絡，隨後又交由梧華負責此事。
因而，我得到了一段清閒的時光用於遊覽日本的實際首都（這幾天理論上還是我的工作日，不算入假期）。對於江戶，我只在過去來過幾次，也沒有深入過這座城市。江曉安在江戶港口工作，這下也可以陪我好好逛一逛這裡。
宋租界與江戶城之間原本有一段長約2公里的農村，被一堆粗製濫造的簡陋農屋以及種著蔬菜的農田覆蓋。在澳宋來到日本前的數十年裡，德川幕府一直沒有重視開發這塊緊挨著江戶灣良港的區域。在共和國用堅船利炮敲開幕府的大門後，海貿商人們立刻盯上了這處港口，投資建立了最初的宋屬江戶港。
在擁有了位於幕府都城附近的港口後，從江南和臺灣漂洋過海來的大量輕工業品立刻瘋狂地湧入日本的核心區域。從基礎的棉布、絲綢、水果，到作為初級工業品的成衣、蜜餞、瓷器，無窮無盡的商品輸出在極短時間內將整個關東平原的商人吸引過來。這些日籍商人利用自己的土著身份，和澳宋海商聯合在一起，曲線繞過幕府限制澳宋國人購買日本土地的規定，將連線宋屬江戶港與江戶城的土地全部拿下，建設起現在被稱為“海岸町”的城區。
在假期的最後一天，我和江曉安一早就從港口公寓出發，乘坐出租馬車進入海岸町。這處町市如今已和江戶融為一體，黑爾分子們挖的地道就是通往這裡的某個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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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馬車晃晃悠悠地行駛過水泥道路，視窗外的路人們身高逐漸降低，穿著宋裝的宋明兩國海商和身著雜布的日本苦力漸漸混雜著出現。越遠離宋租界，街市上的行人們的衣著打扮就越寒酸，等到馬車行駛到海岸町的工業園站時，街道上幾乎見不到穿著呢子大衣的宋人，只剩下裹著看不出材料的秋衣的日本勞工。
江曉安將馬車的窗戶拉上一些，身子稍稍朝馬車內縮了縮——窗外路過的日本勞工身上散發的淡淡酸臭味從窗戶飄了進來。
“這是幕府開設的絲綢廠的工人。”我伸手把窗戶完全關上，對江曉安說。
“是國營企業嗎？”
“不完全算是，幕府沒有能經營現代企業的經理人。”我解釋道，“是聘用了明國江南那邊的經理幫他們運營起來的。所有技術工都是江南那邊過海來討生活的，普通工人都是江戶的窮人，工資只要明國技術工的1/5，就這還有倭人搶破頭。”
“現在應該不產蠶絲吧。”江曉安對絲綢製造有一些瞭解——大約是出於女性對絲
綢衣服天然的熱愛——知道秋天，特別是現在這種只有個位數溫度的秋天，不應該有蠶絲生產出來。
“是明國運來的絲綢，在這裡製作成成衣。”我頓了一下，接著說，“國防軍在這座工廠裡有股份，幫幕府協調進口了一批機器。有訊息說上面要重點在日本發展絲綢產業，作為日本的工業核心。”
江曉安點點頭，不再說話。我也平靜下來，目光繼續看著窗外，那些日本工人在揮舞棍棒的監工督促下站在路邊，等待在經過檢查後再進入廠區。而在他們的面前，另一批同樣打扮的倭人正在緩緩走出工廠的圍牆。這些人的臉上寫滿了“疲憊”二字，腳步遲緩，腰也直不起來，顯然是剛剛下了夜班。
我輕輕嘆了口氣。這些由幕府出資開設的工廠在區別對待各國工作者方面，算是做到了規則許可範圍內的極致。在所有工廠中，澳宋國籍的工人，無論是作為經理、技術工，還是普通的車間工人，一概執行8小時工作制，同時對他們的處罰必須經過工會的稽核。若是要開除澳宋工人，更是要接受租界內的勞動局的干涉。而對於明國的技術工人和普通工人，就會按照一般慣例，要求執行12小時工作制。（注1）
對於那些佔工人總數90%以上的日本本土勞工，工廠裡那些凶神惡煞的監工們可就要毫不客氣了。壓榨工人越狠、越有力，監工就會越被明國經理們看重。在這種正向激勵的作用下，所有日本工人無分崗位，理論上執行的都是14小時工作制，但實際上往往會達到16小時甚至17小時。依靠這樣的高強度壓榨，明國經理們成功實現了將澳宋共和國境內的24小時3班倒進化成1.5班倒的管理學奇蹟。
“這些工人不會造反嗎？或者打砸機器？”聽到我說起這些，江曉安有些驚訝。在初中階段的歷史課上，每個澳宋共和國公民都會知道，在元老院發起的工業革命初期，不少遭到過度剝削的工人們都會發起請願，並在工廠主們拒絕了請願要求後一鼓作氣把工廠裡的裝置全部砸成廢鐵。
“日本自有國情在此。”談到這裡，我有些忍不住想笑，“日本人想被剝削，還得求著明國經理們剝削他們呢。”
根據《日本工業發展史》（注2）的統計，1629年末的日本工業總僱工人數為0.77萬人，這相對於關東平原上上千萬的日本農民來說，是一個微小到可以忽略的數字。在日本戰國結束後，關東平原的人口因為和平降臨而出現了高速增長，以至於絕大多數的日本農民到了50歲以後就要主動餓死自己以節約糧食。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能有一份能確保自己活下去的工作，是多少日本農民夢寐以求的事情。
被剝削又如何，被監工毆打又如何，每天從睜眼到閉眼都在工廠裡做工又如何。能有一口飯吃，能有工廠發的衣服和鞋子穿（這是幾乎所有日本工人第一次穿鞋子），能擺脫一
睜眼就擔心自己這一天會不會被餓死的境地......這還要造反？
很多經濟學家不理解為什麼日本的資本發展出現了和澳宋與明國完全不同的狀況，即依靠高強度的壓榨而不是更加科學的管理和激勵制度來提高生產效率，其根源就在於，那些經濟學家待在象牙塔和寫字樓裡太久，以至於根本沒有瞭解過日本的工業革命初期，那些工人們原先的生活條件到底有多糟糕。
只是......這樣高烈度的壓榨，在現在自然沒什麼問題。但到了十年後、二十年後呢，到了日本的工人數量達到百萬級以後呢？那時候，這些工人還會滿足於現在的處境嗎？那時候的黑爾分子們，還會像現在一樣激不起半點波瀾嗎？
我對此並不抱有樂觀態度。
在過去的幾天，我主要的時間都用來閱讀繳獲的黑爾主義宣傳資料，其中就有被封禁到1649年才被允許公開的《黑爾主義革命的必然性》。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來自於黑爾本人的創作，他的學生們在澳宋各地的流竄作案中不斷加以完善修改。這本書在理論上論證了在澳宋全國各地爆發黑爾主義革命的必然性，其中就有針對於日本的分析。
在反覆閱讀了這本小冊子後，我只能說，黑爾確實是大宋最危險的敵人。歐洲的教皇、英國和法國的國王、奧斯曼的哈里發、大明帝國的皇帝，他們加起來再平方一次也擋不住澳宋國防軍的全力一擊。但黑爾，這個有著西班牙名字的日裔基督徒，他只需要靠著一支筆，就能從根本上動搖共和國的統治基礎。從澳洲的元老院到臺灣的總督府，從錫蘭的海軍基地到北美洲的陸軍大營，所有統治階級都恨不得將黑爾連同他的思想一起沉入大墟（馬尼亞納海溝）。
所幸，在國安部持之以恆的打擊下，黑爾本人現在已經逃亡歐洲，暫時無法對澳宋本土施加影響。而他留在東半球的學生們，動員鼓動的能力遠遠比不上他們的導師。
就在我和江曉安前往江戶遊玩的時候，梧華本人就在籌劃召開全日本範圍內的新興資本家、老牌貴族和藩主，以及包括東西本願寺和神道教中的一群神棍在內的統治階級們共同參與的大會，用以向這些人上人們宣傳黑爾主義的威脅——說起來還有點可笑，黑爾主義要打倒的這群人，竟是必須要最先學習和掌握黑爾主義的。
注1：負責管理絲綢工廠的幕府官僚們，一開始是分不清明國工人和澳宋工人的區別的，他們只敢要求明國工人也工作8個小時。不過，在明國經理們接手了工廠後，他們的老鄉們就不得不按照《澳宋共和國勞動法》中對於明國工人的規定來頂格執行工作時長了。
注2：這本書實際開始統計的時間是1631年。對於1631年以前各年度的統計數據，是根據31年後各年度資料進行擬合後，倒推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