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報紙上看到了，在01年1月7日閉幕的黑河市政協第五屆一次會為金訓華烈士送花圈議上，張強富再次當選副主席。當年曾有幾十位上海老知青進入當地縣團級領導崗位工作。現在他們多數因為年齡到限退出領導崗位了。因為是非黨幹部，張強富還工作在地廳級領導崗位上。他和我說，我是黑河碩果僅存的知青幹部，還是要多為當地老百姓做事，也為咱們老知青爭光！
我說，你好好幹吧！將來我再給你寫一篇“一個人和一座城市”。
19.懺悔高崗屯許多知青在回憶文章中緬懷自己的苦難、宣揚自己的貢獻的時候，同為知青的作家張抗抗卻說，知青應該“懺悔”一“如果知青能夠正視自己當年的愚昧無知，正視狂妄自大和膽怯懦弱，正視虛榮和野心，正視私慾和利己動機，知青便沒有權利認為所有錯誤和罪孽都是時代造成的；知青不僅是受害者，在受害的同時，為了擺脫苦害，知青彼此之間的殘害爭鬥，甚至波及周圍的人，直至互相的戕害。”
可惜沒有幾個人響應張抗抗的號召，因為公開承認自己的醜惡，撕開自己的傷疤，那是很痛苦的，那是需要勇氣的！
然而，我還是看到了在黑河的愛輝公社高崗屯插隊的上海長纓中學的知青陶建義的懺悔^“在高崗屯的8年中，我們還犯下了終生不能原諒自己的一次錯誤。屯子裡有兩個富農，其中一個是鐵匠。鐵匠和女兒、女婿、外孫女一起過，女婿是個黨員。一家子過得挺不錯。可自打我們下到屯子裡，他們家的日子就變了。為了教育我們不忘階級苦，隊裡召開批鬥富農分子大會。我們除了狠狠批鬥他們，還讓他們和黑五類一起監督勞動，清掃隊部和知青門前的操場，一旦發現地沒掃乾淨，還要挨罰。50多歲的鐵匠被整得實在扛不住了，在一天深夜自縊身亡了。
“他死後，一家人連哭都不敢大聲，悄悄地將其檢入棺材埋了。當時我們根本考慮不到當地的風俗，想當然地認為：上海的工人階級死後只能火化，一個畏罪自殺的富農憑啥要睡棺材！於是我們這些義憤填膺的知青趕到林子裡，將其墳墓掘開，從棺材裡拖出屍體，重新扔進坑內直接埋入土內，最後將棺材劈碎了，拉回宿舍燒了炕。為了支援我們的行動，當晚公社派幹部到隊裡召開了批判黑五類大會……”
陶建義在這篇《高崗屯一人生的新起點》中說：“現在回憶起當時我們所作的孽，後悔不已。而這家人對我們置其親人於死地的暴行沒有絲毫的抱怨，是多麼寬容啊！0多年過後，我們只能在此請求他們的寬恕了。”
我想，如果有機會見到陶建義，我會問他，當你們把那個勤勞樸實、膽小怕事的富農從棺材里拉出來時，你們的手是否在發抖？當你們躺在那被棺材燒熱的土炕上，是否能睡得著？當你們再碰到那富農的親屬時，是否可以抬起頭？
其實那是一個讓人發瘋的年代，懷著正義的衝動而發瘋的年輕人具有極大的破壞力，無論在“紅衛兵運動”還是“知青運動”中，這樣的悲劇都發生過，他們的錯誤應該受到譴責，更應該受到批判的是那個蠱惑和煽動人們獸性的“運動”！歷史已寬恕了那一代人的錯誤，但對每個人來說，懺悔也是必要的。
勇敢真誠的老知青陶建義為我們展示那一幕曾讓他0年靈魂不得安寧的悲慘圖景，讓我們所有受惠於黑土地的老知青，都無地自容，我們深感有愧於黑土地，有愧於眾鄉親！
看了陶建義的文章後，我就決意要去一次高崗屯，尋找老鐵匠一家，當面轉達陶建義和我們所有知青對他們的懺悔和歉意！
8月的黑河大地被濃濃的綠色覆蓋著，間或也有一片片金色點綴其間，那是成熟的等待收割的麥田。高崗屯離黑河市不遠，出城南行半個多小時，就看到這座紅磚灰瓦被綠樹和莊稼環抱的村落。在支部書記家，幾位當年和知青朝夕相處的老鄉正在等我們，招待我們的是從冰箱裡拿出的礦泉水和從地裡摘來的西瓜。
我先問起了陶建義，一位姓郭的老鄉說，他們那批上海知青是1970年春天來的，我打著牌子到北安火車站去把他們接回來的。一下子來了80多人，都住到俺們各家各戶了，每家攤上個三五個。那幫孩子最大的0歲，最小的十六七歲。真是吃了不小的苦，地裡的活什麼都幹過，五冬六夏，吃苦挨累，掙不了幾個工分。他們還替隊裡出工修過公路，在深山老林裡，住帳篷喝山溝水，劈山開路，罪沒少遭。他們還替我們挖過備戰地道，從愛輝公社一直挖到江邊，把孩子們累壞了！還有的孩子在施工中犧牲了，雖然不在我們隊，但其他村有過這樣的事！看著這些孩子年紀這麼小，跑這麼遠，幹這麼危險的活，每一個老鄉都心疼他們，願意幫助他們。
批鬥會帶來災難，帶來永久的悔還有那位給知青當過班長的老鄉說，我們隊的知青可有出息了！有個入黨的，出了個隊長、個醫生、個會計，還有個上大學的。陶建義就是上大學走的，好像上的外語學院，畢業後還在黑河外事部門工作好多年，後來回上海了，他走得很晚。
這位老鄉說的是事實，我在黑河採訪時，無論在哪個地方，他們都說到知青對這個邊遠的地方發展的貢獻。無論哪個村，只要有知青的，一年之後村裡的主要崗位，無論是幹部，還是教育醫療技術崗位，多數都被知青“佔領”了。不是知青要幹，而是當地太需要了。
我不得不“書歸正傳”問到了高崗屯“批鬥富農致死”的事件。他們沉默了一會兒，還是說了，當時挨鬥的兩個富農，一個叫肖長柱，一個叫肖長髮，是兄弟兩人。自殺的叫肖長髮。那人很老實，在屯子沒有民憤。全屯子的人家都是外來的逃荒戶，老肖家開荒地多，還拴了一掛馬車，被定為富家，全村數他家成分最高，要搞階級鬥爭，只能批鬥他家。
我又問到了陶建義回憶的“批鬥”、“勞改”、“自殺”、“挖墳”、“劈棺”、“埋屍”的情節。他們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只是一再說，批鬥是在地頭進行的，在地頭的松樹上掛著“打倒肖長髮！”的標語，知青沒有打他，批鬥會後他自己吊死在自家的倉房裡的，這事兒不怨知青，當時他們很小。別的屯子也有這類事兒。老肖家從來沒有誰怨過知青，屯子裡的人早把這事兒忘了！我又問起肖長髮的後人，他們說，他的姑娘總是有病，搬到別的屯去了，他的姑爺當過大隊長和公社衛生院長，前幾年去世了。
“我想看看老肖家的人，表達一下我們的歉意！”
村支書說：“他們家的人找不到了，再說這事兒過去的年頭太多了，沒人再想著了！算了吧！”
接著，我們不得不轉換話題，說到知青和老鄉們的情義。他們說，當時知青住到我們各家，我們像對自己孩子一樣，那時隊裡很窮，家裡也都很困難，我們還是把好吃的拿給這幫孩子吃，每天收工回來，我們早早地把炕燒暖和。他們的衣服穿破了，我們就給他們補上。後來他們有了自己的大宿舍，家裡有什麼好吃的，我們都給他們送去。他們來的第一年，有幾個知青沒回家過年，隊裡的幹部早就做了安排。大年三十晚上，漫天下著大雪，我們去了一大幫人和他們一起過年，在歡聲笑語中，一氣包了兩大麻袋凍餃子，讓這幾個青年吃了一正月。
老鄉們記得的都是知青的好陶建義也在文章中回憶：“年初一到初三，我們被安排到不同的老鄉家過年。到了老鄉家，炕桌上早已為我們擺好了餃子、黏米糕、蘇子包。中午和晚飯，頓頓都是10個碟子、8個碗。家家都是煎炒熘炸，像擺酒席。一位滿族大嬸，因大叔在大隊機耕隊工作，沒輪上知青上她家過年。初四的一大早，大嬸就來請我們到她家去。我們說，隊裡沒安排就免了。大嬸急得掉了淚。實在拗不過，我們隨她去了，這才算完事。”
老鄉們又講了許多知青幫助關心他們的故事。如知青赤腳醫生半夜為婦女們接生，不怕髒和累，平日挨家挨戶為鄉親看病，無論刮風下雨白天黑夜，隨叫隨到，那些年看病可方便了！這些孩子可仁義了，總幫五保戶和軍烈屬家幹活，誰家有點困難，他們總是跑在前面。那位年輕的支部書記更有高見，他說：“知青給我們帶來的文化影響最深遠。我們高崗屯原來是個又窮困又落後的移民屯，知青是我們的老師，讓我們看到了外部世界，讓我們懂得了科學文明的生活方式，讓我們懂得了只有學文化才能根本改變自己的命運。當時知青幫我們屯子辦了夜校，學馬列學毛選，還學數學語文，還成立了文藝宣傳隊，成本大套地演《紅燈記》《沙家浜》，還舉行過籃球、足球和乒乓球的比賽。在我們這樣一個小山村裡，這樣的文化景觀，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奇蹟！那是我們屯子歷史上文化生活最活躍的時期！我們這一茬村幹部都是當年知青的學生！沒有知青插隊，肯定不會有今天的高崗村的繁榮和發展！”
聽了支部書記和老鄉們的話，我緊束的心有了些許的寬慰。對於每一個老知青，我們不能不感恩於這片黑土地和那些曾養育過我們的鄉親；同時不要忘了懺悔一自我反省和檢討我們當時的過錯和失誤，經大徹大悟後，成為一個有益於社會的人。這樣我們的和別人的血和淚才不會白流！
這篇文章寫好之後，曾在《黑河日報》發表了。我接到了一個電話，他說他是文章中寫的那個富農的外孫子。他在鄉政府工作。他說，他也是第一次聽說這件事。他當然為自己的前輩遭遇的不幸難過，但也諒解當年知青的過激行為。他說，我什麼時候到黑河時，一定見一面。他說，他喜歡我的文章。（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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